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形式化——社会工作者的参与观察和反思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对未成年人一种特殊保护的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这一制度在走向完善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形式化倾向。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发现办案人员的高工作负荷、重刑报复的传统刑罚观念、对未成年人知情同意权的轻视、机构之间的利益关联以及办案人员和未成年人的"合谋"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制度的形式化。

第二次“中欧少年司法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讨会会议综述

第二次中欧少年司法制度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讨会于今年10月21日-23日在华东政法学院举行,这是在今年三月份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i.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吴中经验”研究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吴中经验",是指由专业的合适成年人("爱心妈妈")介入少年刑事审判程序,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在庭审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全程保护"和感化教育,并在判决后适当延伸介入未成年犯罪人的帮扶矫正环节等一系列做法构成的样式。"吴中经验"能够有效实现抚慰安定、疏导监督和关怀指引的"全程保护"和感化教育等功能。

浅析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完善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对保护未成人的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设都大有裨益。我国上海、云南、福建等地,已经先后开展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合适成年人任职资格不明确,适用阶段不够全面,合适成年人的地位缺乏独立性等。针对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建立专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拓展合适成年人参与的诉讼阶段,明确其权利与义务,从而建立科学的模式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司法价值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上世纪后期西方刑事司法制度中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一些地方司法部门进行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能否成为未成年人少年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关键在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司法价值和社会效果。

缺失与规范:论我国少年刑事审判程序中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专门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特殊刑事诉讼制度,在法定代理人的监护职责缺位时,作为国家监护的实际履行人参与到未成年人的讯问、询问或者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中。我国对合适成年人员的选任、职责、参与程序的规定有形式化倾向。应通过对人员范围、选任条件、参与阶段以及违反强制规定的程序制裁后果等具体制度的建构和细化,促进合适成年人发挥实质作用。

新刑诉法改革后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我国一直未真正建立。在旧刑诉法中仅规定了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今年2012年3月新刑诉法的通过,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法律上确立,是我国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大进步。但合适成年人制度依然存在缺陷: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规定过于笼统;没有规定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监督措施与制裁措施;父母作为合适成年人欠妥当。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科学构建,可以扩大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形成网络时代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新模式。

“中欧少年司法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3年3月20日,“中欧少年司法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讨会”圆满结束。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是由华东政法学院与欧盟瑞慈人权合作中心联合举办的,旨在通过对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探讨,深化对少年犯讯问中合适成年人参与的作用、意义、价值的认识,并就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中是否要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和怎样建立这一制度等问题本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精神,采取模拟表演、录像播放、分组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探讨。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究述评

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一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应关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未成年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就是一种以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利为目的的一项制度,学者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对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要推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外来务工者进城必然带来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对有过错的外来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帮助是完全必要和迫切需要的。本文认为,我国尤其是上海应该积极发展和完善少年刑事司法程序,对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要推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并且要相对于本地未成年人拓宽其应用之思路。

深化和完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指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在法定代理人因故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可以有一名恰当的成年人（如教师、社工等）在场的制度。合适成年人是为未成年人在接受公安、司法机关审讯时提供帮助的，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非司法人。其作用是让合适成年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监督司法公正；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程序性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本质目的是以追究犯罪和保障未成年人权利为双重目标,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却需要与成年人的正当程序性保护有区别,在遵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下,未成年犯罪人应当注意更加规范的程序性保护。实践先行而后立法是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为防止立法上的缺失与实践中的不规制所增加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错位和被规避的风险,应在具体操作上尽量体现、维护涉案未成年人之权益。检察机关要在落实专门机构设置,把握未成年人特殊检察政策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模式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我国《刑诉法》第271条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这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然而,我国这项制度与发达国家"缓诉"、"起诉保留"、"起诉犹豫"等制度相比,差距甚远,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批判继承国外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方案,应当从实体内容和程序构造两个方面改造并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并将裁量的立法模式纳入其规范构建之中。

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中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研究——以“吴中经验”为样本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吴中经验",是指由专业的合适成年人("爱心妈妈")介入少年刑事审判程序,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在庭审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全程保护"和感化教育,以社会调查员身份接受质询,并在判决后适当延伸介入未成年犯罪人的帮扶矫正环节等一系列做法构成的样式。"吴中经验"能够有效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抚慰安定、疏导监督、关怀指引、感化教育及增进社会安宁等功能。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实践探索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8年10月27日，由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所、青少年法律保护中心和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共同举办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实践探索研讨会——暨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基地签约、揭牌仪式”在同安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未成年人司法方面的理论专家和实践部门的同志约30人参加了会议。

新刑诉法视角下律师在场制度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之比较

在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针对律师在场与合适成年人参与是否可以合二为一的问题存在许多争议,律师是否可以作为合适成年人是争议的主要焦点。笔者结合新刑诉法,对律师在场制度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概念、联系、区别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从权利属性、适用范围、人员条件、作用、工作方式、可行度六方面阐述了两种制度的区别。

浅析“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这条原则性的规定，仍需要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使其具备现实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以期达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实际效果。

谈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兼谈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的完善

法定代理人参与制度是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该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致命的缺陷是，在很多情况下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即其父母或监护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或不宜参与。通过引入一个范畴更广的新术语——“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 adult）来代替“法定代理人”，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细化与完善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该制度中的合适成年人具有法定代理人或其他援助人员的法律地位。法律应明确规定这种地位,并确定其独立于司法机关的性质。而实践中则应完善各个诉讼阶段的具体程序,并规定关键行为的法律效力。同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选择权及各项程序性权利等。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应探索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我国《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下称《规定》）中第10条、第17条明确规定,在审查批捕阶段以及审查起诉阶段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告知法定代理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中国本土化思考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西方刑事司法制度中维护犯罪嫌疑人（主要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在借鉴英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初步建立了昆明“盘龙模式”和上海“长宁模式”。尽管该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在合适成年人来源、警察机关的相关配置和资金方面仍面临严重的问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