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

与之前比较,2010年以来此轮通胀成本冲击型特征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在此背景下,是否应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以及宏观政策如何有所作为已成为热门话题。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对通胀容忍度的探讨,但规范性的研究论文并不多见。本文在多恩布什-费雪(Dornbusch-Fischer)框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性地区分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冲击(尤其是B-S效应)对总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探讨有关通胀容忍度以及宏观政策应对问题。

成本冲击与珠江三角洲产业升级——以深圳、东莞为例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出现了加快的势头,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本文以深圳和东莞为案例,分析在"成本冲击"的影响下,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趋势,建议政府政策应密切关注这种"成本冲击"可能给珠江三角洲产业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

成本冲击与中国区域非对称贸易方式转型

中国近年正面临区域非对称贸易方式转型,表现为东部省份加工贸易比重由升到降,而中西部省份显著上升,这一转型对各地就业与收入等带来了重要影响。本文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各地劳动力工资、土地、交通运输、税收成本差异对企业贸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利用2006—2015年28个省份短面板数据,控制人口密度、教育水平、贸易开放度等基本面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制造业工资成本、税收成本对各省份加工贸易比重的负向影响,及表征内生趋势性的贸易开放度对各省份加工贸易比重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十分显著。中西部省份加工贸易发展对于低工资、低税收的依赖则更加严重,而贸易开放度则对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比重呈正向线性影响。不同地区政府应针对各自贸易方式转型的阶段特点做好差别性就业保障工作。

国际产业转移与成本冲击下的珠三角产业升级分析

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加快了速度,但是在新的形式下,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面临着成本冲击的压力。本文基于国际产业转移和成本冲击背景分析珠三角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新问题与新趋势。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风险承担——基于负债成本与信贷选择机制的分析

对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其风险承担水平的研究,既有文献多从数字化场景下的信贷市场技术变化与授信模式调整切入,忽视了银行融资市场的影响。区别于此,本文通过商业银行的城市聚类,使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地区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代理变量,利用城市商业银行2012—2022年面板数据,从“融”与“贷”两个维度分析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论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表现为信用风险(信贷不良率)与经营稳定性风险(收入波动性)的共同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积累通过成本冲击效应而实现,信贷选择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所形成的风险积累,实际源自“融”而非“贷”。商业银行缺乏通过信贷溢价释放负债成本压力的能力,导致负债成本的增加最终形成风险积累。此结论可为商业银行更为精准地选择风险控制与管理的业务切入口提供启示。

成本冲击、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基于总供给-总需求框架的实证分析

本文系统地回顾了有关中国通货膨胀的文献,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通常偏重于数据挖掘,而忽视了普适性宏观经济理论的约束,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其经济学含义值得商榷。尽管总供给-总需求框架是十分简洁的宏观分析框架,但是很少有人用它的具体方程来推导通货膨胀的决定式,并将所得来的决定式用之进行中国的实证分析,使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互印证。本文创新性地在总供给-总需求框架下,首先对封闭经济下的通货膨胀成因做了较为深入分析,接着将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中以获得计量上可估的线性方程,并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通胀的形成是由供给面和需求面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也在数量上验证了总供给-总需求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其中,产出缺口增大、劳动力增速放缓、货币增速变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同比增速减缓、大宗商品价格增速走高都显著性地导致通胀率的抬升,且它们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的显现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鉴于此,我们建议,当经济体遭遇供给冲击(刘易斯拐点、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等)时,货币政策尤其需要审慎,以避免因刺激性宏观政策形成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相互强化所导致的螺旋式价格上涨。

成本冲击与价格粘性的非对称性——来自中国微观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在状态依存模型框架内,估计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价格粘性的非对称性和异质性。结果显示制造业产品的价格粘性具有非对称的特征,同时企业的"异质性"也影响了产品的价格粘性。根据价格粘性理论,存在价格粘性时,货币是"非中性"的,通过调整货币数量能够影响短期内的产出。然而,由于价格粘性的非对称性,在通货膨胀时期,央行为了抑制通胀而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将更多地表现为产出减少,而非价格水平下降;相反,为提高产出而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将更多地表现为价格水平上升,而非产出水平提高。只有通货紧缩时期,价格粘性的非对称性出现反转,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才更有效。

基于市场冲击成本与机会成本的算法交易策略

提出了一种估计交易策略机会成本的方法,分析了同时考虑市场冲击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投资者,在总交易成本最小的目标下制定最优交易策略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投资者只考虑冲击成本,或者虽然同时考虑机会成本但若所有交易时期指令的成交概率都相等,那么投资者最优的算法交易策略仍然是采用著名的交易量加权平均价格(VWAP)交易策略;对于所有交易时期指令的成交概率不一致但交易者能预先预期总的可执行指令大小的特殊情况,得到了此问题的解析解;对于各交易时期指令成交概率并非都相等的一般情形,通过数值示例发现,对于不同交易时期指令的成交概率分别为递增、递减和U型3种不同情形,投资者同时关注市场冲击成本和机会成本时指令提交策略(MIOC)的总交易成本均小于VWAP交易策略。

成本冲击、利润率差距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外生冲击

本文以外生制度成本冲击——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制度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实体资产与金融资产间利润率差距越大以及劳动密集型程度越高,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平均最低工资标准自然对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水平约增加14.38%个标准差。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越小、企业向市场成本转嫁难度越大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讨论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加剧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负面效应。以上研究结论对挖掘外生制度成本冲击下实体企业金融化背后所蕴涵的企业策略性动机,进而为破解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制度诱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成本推动冲击和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立足近年来国内经济频繁波动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成本推动冲击、消费偏好冲击、技术冲击以及货币政策冲击的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外生冲击因素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产出波动是由多种冲击共同推动,其中成本推动冲击贡献最大;通货膨胀波动主要是由成本推动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引致,消费偏好冲击和技术冲击的影响有限。进一步地,反事实模拟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这也揭示出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依附高昂成本,且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典型化事实。

全流通对价:价值理性回归和流动性冲击成本

文章澄清所谓流通股权价值,给出对价的本质含义,将对价分为2个部分:价值理性回归部分和流动性冲击补贴部分。相应地给出各部分的对价计算方法。实际案例分析表明,该方法可行,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可以用于实际操作。

成本冲击与经济趋势

做宏观研究的人总会担心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矛盾。比如说,去年疫情期间,我们担心的是经济增长,但到今年年初,特别是春节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起来之后,我们开始关心通胀。站在目前这个时点,我们到底应该关心增长还是通胀?个人以为这个时点既要关心增长的问题,又要关注通胀问题。按照历史的规律,下半年我们在物价处于高位时将更加关心增长问题。

成本冲击:几家欢乐几家愁

近一段时间以来,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各行业成本有所攀升。本轮大宗商品价格抬升并未伴随国内总需求的明显扩张,甚至发生在疫情后经济尚未完全修复的“脆弱”之时,因而具有鲜明的外部供给冲击的特征。成本冲击之下,各行业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微观企业应如何相机调整应对压力?宏观经济趋势是否会发生变化?以下是笔者的分析。

探讨新时期新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的冲击及应对方法

新时期的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产生巨大冲击,由于计算机网络的不断应用与发展,企业新的制造环境体系逐渐产生.因此,为应对当前的发展趋势,成本会计在新的环境下,应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解决会计工作中不断涌现出的各种难题.

我国国债期货交易成本与市场质量

本文立足于我国国债期货市场,考察了交易成本与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的关系,并从买卖价差、冲击成本、市场深度以及波动性等多方面进行检验。本文研究发现,国债期货保证金从3%调降至2%,并免去平仓手续费的调整事件并没有显著改变市场质量。这是由国债期货本身市场结构特征、现券市场的行情、成交情况以及政策消息等外部因素影响所致。未来需进一步在降低交易成本,优化手续费、保证金收取模式以及完善交易机制等方面作出优化。

我国股票市场交易成本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深交所所有股票2006年的交易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我国股票市场影响股票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持股集中度越低、机构持股比例越低、规模越大和系统性风险越高的股票的交易成本越低,说明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受到二级市场流通股筹码状况和股票自身规模及风险因素影响,投资者交易决策存在非理性成份,这与我国新兴市场特性有关。其他因素,包括大股东持股比例、市盈率、收益率、盈利能力、现金充裕程度、成长性、是否为成份指数股和行业因素,没有明显影响股票交易成本。

企业价格串谋识别的博弈分析及模拟

原料成本的上升经常促使企业联合起来集体涨价,如何识别成本冲击下企业涨价是否存在价格串谋行为成为《反垄断法》的重要课题。研究并利用推测变差理论,给出一种识别成本冲击下的企业串谋行为的方法,并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得出了一种经验判断,旨在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提供一种理论上的帮助。

区域发展差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在分析我国区域发展差异和劳动力成本冲击的基础上,采用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测算并分析在刘易斯转折点前后,制造业以及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转变,并分别分析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制造业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正经历在从二元经济模式向新古典经济模式的转变,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会更早地经历劳动供给的短缺而面临"用工荒",吸引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中的产业集聚效应已然式微;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维系更长的时间,引导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要素成本效应则逐渐增强;目前,上述作用和趋势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显著。

非完美消费风险共担与开放条件下国民福利增进

基于1994-2014年居民收入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并不存在明确的消费风险共担机制,Backus-Smisth消费-实际汇率背离之谜在中国显著成立;但在加入了国际贸易成本冲击之后,居民消费增速与实际汇率呈现出完美消费风险共担机制所预期的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成本较好地解释了Backus-Smisth之谜。通过在标准的两国生产经济模型中加入成本冲击,模型进一步证实了贸易成本对消费风险共担的弱化效应。最后,建议抓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契机,着力推动新一轮的高水平开放,以期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有效增进居民福利。

试论我国建立通货膨胀会计的必要性

本文通过通货膨胀对我国会计理论、实务和资金成本的冲击，来阐述我国建立通货膨胀会计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