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成本社会化与政府生育支持政策——基于低生育率解释模型构建的视角

世界人口生育率逐年下降,然而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突破传统家庭内部生育成本—效用对低生育率解释范式的基础上,引入生育成本社会化因素,认为家庭生育孩子资本要素占用和劳动要素占用以及社会化分担不足是造成世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解释生育成本社会化对生育率降低的作用机理,并选取37个国家近41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以此建立政府生育支持政策变量与关键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关联和评价标准,最终求解政府最优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为实施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生育政策、成本社会化与人口出生率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科学评价政策实施的效果尤为重要。以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倡一对夫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生育两个子女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82~2013年省级年度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和门槛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及机制问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政策与人口出生率显著为正;生育政策和生育成本社会化的交互项与人口出生率显著为正。说明生育政策有效,可以提高人口出生率,且生育成本社会化转移越多,人口出生率越高。从地区分组来看,东、中部地区的政策有效性更强。从门槛效应看,相对于低房价地区,高房价地区的政策效果更明显;相对于低文化水平群体,高文化水平群体的政策效果更明显。

儿童养育成本社会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儿童养育成本高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国民收入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儿童养育的属性已经从私人品供给演变为公共品供给,从私人投资演变为社会投资,需要重塑儿童养育成本负担主体,构建儿童养育成本政府与家庭分担机制,化解儿童养育成本家庭化与养育收益社会化的矛盾。因而,建立政府托幼服务成本、生育时间支持成本和儿童教育成本社会化机制,实施儿童生活津贴和住房补贴制度,以降低儿童养育成本,有助于提升家庭生育意愿。

低生育时代的人口政策走向

由于生育意愿、生育成本、生育能力、养育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单一的"全面二孩"政策恐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全面二孩"新政的实施并不表明就进入了"全面二孩"时代,局限于生育权限的改革是不够的,实际上我国还是难以走出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在低生育时代,中国要真正实现想生敢生、应生尽生、愿生优生的适度生育目标,必须尽快出台有效的配套措施以及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福利政策,推动社会福利家庭化和生育成本社会化进程,努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当前我国劳动关系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在我国劳动关系中,女性性别歧视既表现在就业机会的争取上,也表现为在就业后的各种歧视条款方面,而在职业待遇上,女性性别歧视也是客观存在,不过是以隐蔽性的形式出现。产生女性性别歧视的深层次原因,可从统计性歧视分析、经济学原因分析和政府政策失灵三个方面去寻找和探究。解决我国劳动关系中女性性别歧视的对策,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女性生育成本社会化问题和加大执法力度,把女性所享有的男女平等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

女职工生育权益如何保障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的增长转向中高速的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这意味着我国不再是劳动力低成本时代;与 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新问题也相继出现,我国考虑到实际情况放宽生育限制,进行“全面二孩”的举措鼓励生育,但在 实际的情况中,我国适龄女性职工生育的积极程度并不是太高。女性职工会因中断工作、享受生育待遇使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增加麻 烦和增加成本负担,所以用人单位在招聘劳动者时会考虑产生非基于工作性质本身需要的性别而选择甚至歧视。我国当下如何对女职 工的生育权益进行保障与支持,需要进一步完善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相关配套措施,从而更大程度上保障女性职工的生育权益保障,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生育保险促进男女就业平等的功能与路径

生育权是一项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但是生育期妇女因中断工作、享受生育待遇会使用人单位的工作安排增加麻烦和增加成本负担,用人单位在招聘劳动者的考虑中会产生非基于工作性质本身需要的性别选择甚至歧视。生育保险制度是保障人类繁衍顺利和素质提升的一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其功能不仅仅解决生育期间夫妇的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这一直接福利目的,而且是为了促进生育成本负担的社会化分担,使各用人单位能够利用生育保险制度合理安排其他劳动者临时顶替生育期妇女的岗位工作,减少妇女生育对用人单位正常运行的影响,这是激励用人单位使用妇女、减轻用人单位个体负担、促进男女就业性别实质平等的有效措施。反思中国生育保险制度的生育津贴与生育待遇期间的工资关系,要更好发挥生育保险功能,在具体路径方面,即使在医疗保险与生育保险合并为一个大类社会保险险种的背景下,仍然要有相对独立的生育保险支付项目和体系,要完善生育津贴规则,明确生育妇女领取的生育津贴数额从用人单位支付女性劳动者生育期间的工资中扣除,使女性劳动者生育期间的负担社会化,以及在托儿、托老、护理等方面增加合理的公共财政支付,完善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相关配套措施,从而更大程度上实现和持续保障男女就业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