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创新与优化路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深入贯彻党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途径。成渝地区历经从经济区建设到城市群发展、再到双城经济圈构建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进程,基于对跨域治理需求的现实考量,通过调整府际关系、强化地方政府间合作、构建横向行政协调机制,以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层面的均衡发展。新时代十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合作领域、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政策执行方面创新制度体系,实践混合共力型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但是未来在区域规划、利益格局、组织协同、资源配置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仍面临诸多阻碍因素,需要从理念重塑、外部支持与内部保障三个维度进行路径优化。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高质量阶段迈进意义重大,进一步从规划层面、执行层面、效能层面探索制度措施和协作策略,为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提供实践经验和路径借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彰显了党中央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的重大战略考量。作为国家明确的战略腹地,同时叠加城市群成为区域发展的空间极核点与要素承载地的发展趋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动服务和融入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意义重大。“国家战略腹地”是邻近国家级的极核或先行地区,拥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产业承接能力,能在一般或特殊时期支撑总体经济运行、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资源供给及保障生态安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的内陆纵深区域。“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的重要定位,担负着“以一域谋全局”的高质量发展价值追求,凝结了党中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价值属性,是局部性和系统性并存的关键空间,是带动广大战略腹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应具备经济组织活跃、产业部类齐备、要素供给充足、基础设施完善等发展优势。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领有“扎实完备”的发展基础及产业体系、领有“保链稳链”的关键科技创新实力、具有“服务大局”的产业备份承接能力、富有“平战结合”的要素供应和设施支撑,已具备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比较优势;但同时也存在区域空间结构发育不完全、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不强、区内产业同质化和显示度弱等薄弱环节。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以战略思维建设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备份基地、以创新思维培育自主创新的区域创新体系与模式、以底线思维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以极限思维完善“平急转换”“平战结合”产业体系,努力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

地方政府竞争对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新兴增长极,但其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依靠土地出让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依然普遍存在,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基于政府土地出让视角,构建地方政府博弈模型,选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09—2017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的实证研究表明:成渝地区政府竞争与土地资源错配呈现显著的“U”形变化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这一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在替换变量和剔除核心城市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由于政府竞争博弈行为的反复特征,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存在动态循环的正向累积趋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运营模式分析与改进

目的调研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伍的建设及运营模式,提出改进策略,为优化献血志愿服务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研究选取了2024年1月—6月期间,重庆和成都各500名共1000名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和评分量表两部分,后者采用李克特量表对行为方式、主观意识、服务动机、生活幸福感及持续服务意向进行评分。数据通过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线性回归分析以及模型拟合度评估。结果研究发现,年轻(如18~25岁)、高学历(如本科及以上)和高收入(如月收入8001元以上)群体在服务动机(得分分别为3.38,3.40,3.47,P<0.05)和生活幸福感(得分分别为3.53,3.57,3.63,P<0.05)上得分显著较高;成都志愿者在主观意识(得分3.59,P<0.01)、服务动机(得分3.35,P<0.01)和持续服务意向(得分3.57,P<0.05)上显著高于重庆志愿者(得分分别为3.51,3.28,3.39);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生活幸福感(偏回归系数=0.214,P<0.001)、服务动机(偏回归系数=0.200,P<0.001)、主观意识(偏回归系数=0.117,P=0.013)和行为方式(偏回归系数=0.130,P=0.019)对持续服务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拟合度评估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良好,卡方自由度比(χ^(2)/df)=1.844,GFI=0.933,RMSEA=0.006,CFI=0.919,NFI=0.958,NNFI=0.942,均满足拟合优度标准。结论本研究揭示了影响无偿献血志愿者行为及态度的关键因素,并发现成都和重庆地区在志愿服务方面的差异。建议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优化招募与培训策略、提升服务动机和主观意识、关注生活幸福感、建立激励机制及加强区域合作等措施,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伍的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育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基于体育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以及成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育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既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内在需求,也是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在深入探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育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必要性的基础上,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育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体育产业发展同质化、协同发展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主要问题,提出推进体育产业数字化创新,构建体育产业深度协作机制,优化体育产业空间结构的对策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耦合协调度与互动关系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进行赋权,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灰色关联度法分析指标间的关联程度,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相关关系进行实证考查。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性差异明显,数字经济各指标对制造业产业创新与开放合作影响关联度较高;各地级市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发展耦合度高,相互作用影响强烈,但存在低水平抑制现象,尤其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城市群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缓慢。

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市数据,采用CRITIC-熵权法与TOPSIS相结合的方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考察数字经济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果在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数字经济推动了流域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现阶段并不利于非流域地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但在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和提升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并不明显。为此,应发挥成都、重庆双城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区域协同发展力度,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化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数字要素赋能已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升级的新途径,然而,目前缺乏对其在地理、经济和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等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要素产生的空间效应的深入研究。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层面提供理论支持,从数字化创新环境、数字化创新技术、数字化人力资本、数字化劳动力、数字化资本等维度构建数字化要素评价体系,选取2012—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面板数据,基于地理、经济和数字新基建距离特征建立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化要素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化要素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禀赋差异特征和时空集聚特征,且域间集聚差异在逐步扩大,3种距离特征下“成都+重庆”中心城市产业呈现出显著的生态化、集群化和丛林化特征,其他地区产业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专业化特征,对中心城市的空间依赖性越来越强。赋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3种距离特征下,数字化要素对域内带来空间效应、对域外带来空间外溢效应,资源禀赋对域内具有空间促进作用、对域外具有空间抑制作用;在地理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技术创新对域外具有空间抑制作用;在数字新基建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人力资本具有空间抑制作用。此外,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可以修正静态空间面板模型产生的过高空间估计误差。据此,建议加强成渝两极协同发展,形成两地产业的梯度化分工格局,实现成渝“双核”驱动相邻区域发展。

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基于复杂网络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铁路网络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借助Space L空间方法,构建区域铁路网络拓扑结构模型,研究2000—203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铁路网络时空演化。将成渝区域铁路网络的演化划分为初步发展、快速发展、高等化完善化3个发展阶段,分析铁路网络整体结构特征与节点特征的演化,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铁路网络空间格局分布存在差异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已演变形成以成都、重庆双核心为引领,以遂宁、南充、合川等城市为次核心的非均衡区域铁路网络;随着铁路站点与线路的增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铁路网络逐渐呈现小世界特性,核心-边缘的分异特征较为明显;第二阶段的网络化水平提升幅度高于第一阶段的网络化水平提升幅度,且区域边缘节点城市的中心性指标提升较大。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大策略。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地区发展,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重庆时强调“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要性。顾名思义,战略腹地是相较于沿海(沿边)地区而言的。因此,中西部地区必将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重点区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长江上游,与东部沿海地区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下,双城经济圈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断追赶沿海三大经济增长极。该地区人口众多、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规模较大、科技力量雄厚、战略地位特殊,是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的理想核心承载地区之一。本文首先梳理21世纪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经济增长、人口集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市场培育、对外开放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在此基础上分析该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发展质量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提出新时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政策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创新与科教融汇问题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国家战略行动。科技创新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科技创新指数在各系统中已位居第二。在现阶段该经济圈建设中科技创新以及作为科技创新重要内容的科教融汇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与问题,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发展合力与科教融汇产出不足、战略科技人才队伍整体不强、科教融汇效果不明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建议大学城与科学城“联动”以建设培育成渝科技教育生态圈,促使“塔尖”“塔基”人才同频共振以建设培育成渝科技人才生态圈,助推企业主体、政校两翼协同驱动以建设培育成渝科技产业生态圈,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等职业院校全面深度介入科技创新。

基于能值分析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业绿色发展评价

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依据能值理论与方法,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数据,计量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农业生态系统投入能值、产出能值等系统指标,通过能值自给率、能值投资率、可持续指标等能值指标分析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状况,得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业绿色发展可持续性良好、具有农业绿色发展竞争优势、农业生态系统对环境造成较大压力等结论,据此提出该区域农业绿色发展对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载体,具有创新驱动、环境友好、融合发展等特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次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存在“结构性陷阱”突出、创新能力不足、同质化竞争明显等问题,应从加强科技创新、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全域开放合作、促进成渝差异化发展等方面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研发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兼谈科技研发中高等职业教育价值实现之路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国家战略行动,科技研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该经济圈建设在科技研发方面主要面临着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科技研发投入不足、结构有待优化,科技创新资源有待充实、整合与优化,协同创新活力亟待激发、能力有待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与科技研发、行业企业的结合严重不足,多数高职院校游离于科学研究与技术协同攻关之外。建议增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性,采取有效措施推进科技创新中心高质量建设,通过科教融汇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在科技研发中的应有价值。全面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协同,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在服务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独特功能,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充分的科学技术与技能人才支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金融发展对策研究

科技金融作为国家或地区科技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其发展完善程度决定科技创新活动广度与深度,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和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不断改善,科技金融协同态势初步形成,科技金融进入协同发展新阶段,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正当其时。文章通过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技金融发展现状进行调查,找出科技金融政策缺少整体规划、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机构参与不足、金融科技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并提出政策协同引领、健全科技金融资源共享机制、建立“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实施科技金融助理工程等对策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数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数字服务业是成渝地区布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大战略重点。本文首先通过从政府官网收集相关政策、统计年鉴和报告、从知网收集相关学术论文、从权威媒体收集相关报道,建构了文本数据库。然后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词汇云分析、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数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模型。最后从加强政府制度保障、加速产业转型发展与生态化体系建设、构建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提出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增长极,迫切要求依托绿色技术创新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05—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识别绿色创新的节能减排渠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高质量发展;“节能效应”是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有效路径,但“减排效应”存在明显的遮掩效应;因技术异质性和城市区位异质性,不同特征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虽均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应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政策支持,推动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完善产学研绿色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节能减排考评体系。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研究——基于产业空间联系视角

文章从产业空间联系视角出发,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的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并应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10年、2020年产业空间联系强度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重庆市、成都市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和对外联系强度最大,且在研究期内提升幅度较大,14个地级市之间产业发展层级结构不明显;(2)产业空间联系网络表现为以重庆市、成都市为核心区,以14个地级市为边缘区的核心—边缘结构,且在研究期内重庆市、成都市的中心性得到加强;(3)在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从提升产业空间联系的角度给出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相关对策建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评估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CCEC)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9年的数据,从经济、社会、科技文化、资源4个维度构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CCEC的可持续性水平进行测度,应用象限图法和弹性系数法对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CCEC的大部分区域可持续水平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局部区域可持续水平呈剧烈下降趋势;可持续水平在区域内部出现明显的“断层”现象,重庆主城区和成都市评分最高,并且与其他区域存在较大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在逐年缩减;大部分区域城镇化过程都处于可持续发展的阶段,部分处于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其中重庆主城区及成都市不可持续的原因主要是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社会福利下行压力大,其他区域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科技文化水平滞后,需根据不同地区可持续城镇化状态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