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结构特征及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人口结构演变正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明晰其空间分布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对促进区域协调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了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结构特征,利用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将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结构因素统一纳入“内外交互作用”框架分析并优化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人口结构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涉及到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城乡结构与规模等属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且围绕“双核心”地区呈带状分布,重庆地区男女性别比普遍高于四川地区,主要与地区产业结构相关,人口数量、受教育程度以及城镇化率大幅提升,且空间上围绕“双核心”地区呈明显“核心-外围”特征。②人口具有自我发展的生产性及空间分布的流动性,表征为源于内部结构变化的自然增长和源于外部环境影响的机械增长,是地方化与区域化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包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外部因素以及人口结构内部因素使区域人口“流”发生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因素引致的人口流动和机械增长作用更明显,而人口自我生产性的下降负向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③人口不同属性结构演化呈现出的特征对应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不同,人口结构是否合理则通过该地区未来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情况及与城市发展阶段的匹配程度判断。未来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注重人口与区域的协调发展,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促进要素流动等方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以及人口结构空间的合理分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化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数字要素赋能已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升级的新途径,然而,目前缺乏对其在地理、经济和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等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要素产生的空间效应的深入研究。为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层面提供理论支持,从数字化创新环境、数字化创新技术、数字化人力资本、数字化劳动力、数字化资本等维度构建数字化要素评价体系,选取2012—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面板数据,基于地理、经济和数字新基建距离特征建立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化要素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化要素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禀赋差异特征和时空集聚特征,且域间集聚差异在逐步扩大,3种距离特征下“成都+重庆”中心城市产业呈现出显著的生态化、集群化和丛林化特征,其他地区产业发展呈现出显著的专业化特征,对中心城市的空间依赖性越来越强。赋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3种距离特征下,数字化要素对域内带来空间效应、对域外带来空间外溢效应,资源禀赋对域内具有空间促进作用、对域外具有空间抑制作用;在地理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技术创新对域外具有空间抑制作用;在数字新基建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人力资本具有空间抑制作用。此外,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可以修正静态空间面板模型产生的过高空间估计误差。据此,建议加强成渝两极协同发展,形成两地产业的梯度化分工格局,实现成渝“双核”驱动相邻区域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研究——基于产业空间联系视角

文章从产业空间联系视角出发,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的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并应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10年、2020年产业空间联系强度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重庆市、成都市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和对外联系强度最大,且在研究期内提升幅度较大,14个地级市之间产业发展层级结构不明显;(2)产业空间联系网络表现为以重庆市、成都市为核心区,以14个地级市为边缘区的核心—边缘结构,且在研究期内重庆市、成都市的中心性得到加强;(3)在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从提升产业空间联系的角度给出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相关对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业竞争力时空特征演变研究

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从竞争和合作两个维度构建了城市旅游业竞争力模型,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研究区域,借助线性加权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了该地区城市旅游业竞争力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1)成渝地区城市旅游业竞争力呈明显分层特征,成渝两地长期位居前两个层次,而其他城市出现低水平俱乐部趋同,同时位序变化不明显,且中间呈现序位缺失态势;(2)城市旅游业竞争力受内部和外部竞争力的共同影响,内部竞争力起着关键作用,外部竞争力具有调节作用;(3)成渝地区城市旅游业竞争力在空间上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双核心的蛛网结构,成都与重庆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同时整体空间网络逐渐趋于复杂、稳定。(4)成渝地区城市旅游业竞争力核心区范围扩大,核心区城市旅游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边缘区城市,同时边缘区城市的内外部联系均较为松散。上述结论在该地区城市旅游吸引指数时空演化特征分析中再次得到证实。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培育与打造旅游业发展增长极提升旅游业全要素效率、完善多维度合作与交通体系等举措,以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旅游业竞争力水平向高阶跃迁。

基于GBDT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空间化

针对目前GDP空间化存在的精度偏低、运算复杂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产业结构空间化方法。文章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区域,将各区县产业产值空间化为1 km×1 km的精度,利用GBDT和RF算法,基于多源数据,对产业产值进行预测。分析结果发现:预测模型的决定系数可以达到0.91;GBDT模型性能表现优于RF模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第一产业高值区集中在乌江、涪江、沱江一带,低值区位于南部平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集中在成都、重庆两大城市,存在“极化”现象。该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协同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布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产业结构空间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研究

区域物流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揭示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下称成渝地区)物流联系强度及其网络空间结构,本文基于地理空间联系视角,在2009—2019年研究期间以成渝地区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引力模型构建成渝地区物流网络,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以及凝聚子群,进而对其联系强度、空间布局等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在本研究时间范围内,成渝地区城市物流质量水平空间分异显著,物流联系强度差异大;网络密度从0.9023升至0.9042,处于较高密度水平,波动幅度小,聚合度强,物流联系密切,但成渝地区内部网络密度失衡,中部密度最高,北部密度较中部稍低,西部密度最低;整体上物流网络呈现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相向发展的放射状网络结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第三空间路径

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这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第三空间所体现出来的开放、流动、交叉、融合,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性、历史继承性和区域共生性,但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存在空间规划定位不清、互嵌机制不顺、资源整合不力、生产能力不足等问题。对此,通过探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理念共生、制度互通、产教互契、主体互助的第三空间路径,以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新的动能。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网络结构的时空演变

为改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网络结构,文章以22个城市相关数据,构建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百度指数,从经济流和信息流角度对空间网络结构以及演变过程进行测度与分析,进一步借助QAP回归方法检验并比较两种空间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经济流空间结构从“摆锤型”向“钻石型”发展,城市层级表现出双核心和多个副中心特点,节点城市逐渐增多,形成核心—节点—副中心的层级结构。②信息流空间结构以成都和重庆连线为支撑形成“伞型”结构,层级划分表现出单核心(成都)和一个副中心(重庆)的特点。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空间度量及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城市2010-2020年的空间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测量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算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较好发展,指数从0.195上升到0.712;第二,在空间分布上,其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呈现空间集聚态势,且截面差异明显,建设水平较好的城市多集中于经济圈北部;第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科技研发水平和资源利用程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水平对城市自身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负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有正向影响。城镇化率对城市自身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无显著影响,但对周边地区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8—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市数据,采用CRITIC-熵权法与TOPSIS相结合的方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考察数字经济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果在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数字经济推动了流域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现阶段并不利于非流域地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但在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和提升制造业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并不明显。为此,应发挥成都、重庆双城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区域协同发展力度,夯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创新与优化路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深入贯彻党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途径。成渝地区历经从经济区建设到城市群发展、再到双城经济圈构建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进程,基于对跨域治理需求的现实考量,通过调整府际关系、强化地方政府间合作、构建横向行政协调机制,以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层面的均衡发展。新时代十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合作领域、协调机制、利益共享、政策执行方面创新制度体系,实践混合共力型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但是未来在区域规划、利益格局、组织协同、资源配置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仍面临诸多阻碍因素,需要从理念重塑、外部支持与内部保障三个维度进行路径优化。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向高质量阶段迈进意义重大,进一步从规划层面、执行层面、效能层面探索制度措施和协作策略,为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提供实践经验和路径借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立足于扩大内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背景,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73个区县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支出的增加在促进本区消费增长的同时,通过区县间消费水平的空间依赖改善了邻近地区的消费;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在2013—2015年呈现互补关系,在2016—2018年呈现替代关系。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对居民的衣着支出、居住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医疗保健支出有显著抑制作用,对食品烟酒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无显著影响。

地方政府竞争对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面板数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新兴增长极,但其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依靠土地出让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依然普遍存在,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基于政府土地出让视角,构建地方政府博弈模型,选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09—2017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的实证研究表明:成渝地区政府竞争与土地资源错配呈现显著的“U”形变化特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这一影响的重要作用机制;在替换变量和剔除核心城市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由于政府竞争博弈行为的反复特征,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存在动态循环的正向累积趋势。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与空间结构演变

旅游经济联系是旅游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影响因子,旅游空间结构演变规律是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变化的结果。首先,本文选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研究区域,以2015—2019年的旅游经济数据为基础,使用旅游经济联系模型测算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其次,从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核心—边缘结构、结构洞等方面分析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格局。最后,文章从提升交通可达性、旅游资源特色化营销、开发特色旅游产品等方面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旅游经济发展的建议,以供参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在逻辑、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

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是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彰显了党中央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的重大战略考量。作为国家明确的战略腹地,同时叠加城市群成为区域发展的空间极核点与要素承载地的发展趋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动服务和融入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意义重大。“国家战略腹地”是邻近国家级的极核或先行地区,拥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产业承接能力,能在一般或特殊时期支撑总体经济运行、承接产业转移、提供资源供给及保障生态安全,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发展的内陆纵深区域。“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的重要定位,担负着“以一域谋全局”的高质量发展价值追求,凝结了党中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价值属性,是局部性和系统性并存的关键空间,是带动广大战略腹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应具备经济组织活跃、产业部类齐备、要素供给充足、基础设施完善等发展优势。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领有“扎实完备”的发展基础及产业体系、领有“保链稳链”的关键科技创新实力、具有“服务大局”的产业备份承接能力、富有“平战结合”的要素供应和设施支撑,已具备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的比较优势;但同时也存在区域空间结构发育不完全、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不强、区内产业同质化和显示度弱等薄弱环节。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以战略思维建设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备份基地、以创新思维培育自主创新的区域创新体系与模式、以底线思维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以极限思维完善“平急转换”“平战结合”产业体系,努力打造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核心承载区。

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基于能值分析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业绿色发展评价

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依据能值理论与方法,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数据,计量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农业生态系统投入能值、产出能值等系统指标,通过能值自给率、能值投资率、可持续指标等能值指标分析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状况,得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农业绿色发展可持续性良好、具有农业绿色发展竞争优势、农业生态系统对环境造成较大压力等结论,据此提出该区域农业绿色发展对策。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功能分工及其对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

空间功能分工优化与经济协同发展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极一源、两中心两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0个行业2005一2020年的面板数据,定量测度了经济圈内多层次空间功能分工状况,并实证检验其对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空间功能分工水平经历先降后升的平缓“U形”变动过程,以成都和重庆为生产服务功能中心,其余城市为生产制造功能主导的中心一外围分工格局正逐步显现,不同城市主导功能分工水平也明显提升;经济圈内各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提升对缩小与中心城市人均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存在经济协同发展效应,且经济圈中心一外围整体空间功能分工对此有强化作用。研究结果为经济圈功能分工对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多层次空间功能分工优化提供了启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载体,具有创新驱动、环境友好、融合发展等特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次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存在“结构性陷阱”突出、创新能力不足、同质化竞争明显等问题,应从加强科技创新、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全域开放合作、促进成渝差异化发展等方面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运营模式分析与改进

目的调研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伍的建设及运营模式,提出改进策略,为优化献血志愿服务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研究选取了2024年1月—6月期间,重庆和成都各500名共1000名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和评分量表两部分,后者采用李克特量表对行为方式、主观意识、服务动机、生活幸福感及持续服务意向进行评分。数据通过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因子分析、线性回归分析以及模型拟合度评估。结果研究发现,年轻(如18~25岁)、高学历(如本科及以上)和高收入(如月收入8001元以上)群体在服务动机(得分分别为3.38,3.40,3.47,P<0.05)和生活幸福感(得分分别为3.53,3.57,3.63,P<0.05)上得分显著较高;成都志愿者在主观意识(得分3.59,P<0.01)、服务动机(得分3.35,P<0.01)和持续服务意向(得分3.57,P<0.05)上显著高于重庆志愿者(得分分别为3.51,3.28,3.39);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生活幸福感(偏回归系数=0.214,P<0.001)、服务动机(偏回归系数=0.200,P<0.001)、主观意识(偏回归系数=0.117,P=0.013)和行为方式(偏回归系数=0.130,P=0.019)对持续服务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拟合度评估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良好,卡方自由度比(χ^(2)/df)=1.844,GFI=0.933,RMSEA=0.006,CFI=0.919,NFI=0.958,NNFI=0.942,均满足拟合优度标准。结论本研究揭示了影响无偿献血志愿者行为及态度的关键因素,并发现成都和重庆地区在志愿服务方面的差异。建议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感、优化招募与培训策略、提升服务动机和主观意识、关注生活幸福感、建立激励机制及加强区域合作等措施,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伍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