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教育改变命运”的家族代际变迁及其双重面向

"教育改变命运"作为一种现代话语实践,暗藏着对平民阶层读书人心性品质的刻板印象:一个是读书目的往往出于实用性、功利性考量(功利目光),一个是读书方法倾向于刻苦耐劳、听话顺从的去魅力化路径(平庸目光)。本研究通过口述史的方法,研究了山东省泰县鲍村X家族三个时期的教育生活史。研究发现:传统农耕时期,乡村民众除了养成一套基于生计、逃离苦役的实用性态度之外,还有对于读书、认字作为一种天道的道德敬畏,对教师作为天职的心灵托付,对学习乃"个人生成"的顺其自然的宿命观。在集体化时代,随着劳动价值的分化,读书、文字、教师的神圣性价值跌落了,50-60后族人对读书的实用性态度增强,并逐渐对独生子女一代产生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强期待,尤其是编制期待与特权向往。在市场化时期,高学业竞争压力造就了70-80后的苦修性情,但他们在武侠、言情小说等闲书中保留了读书的纯粹面向,并孕育了具有反学校文化性质的"青春文学"。最终帮助平民子弟走出底层、实现突破的,并非"改变命运"的紧迫与功利,而是他们始终在世俗生活中保持了读书之"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体现了平民阶层读书人学习与成长内在的神圣性面向、能动的个体力量、丰厚的精神文化土壤,以及命运走向的多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