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知府与宋代蜀学的发展

宋王朝实行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促进了宋代文化的高度发达。成都知府作为宋廷与四川联系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其尊师重道、荐举贤士、兴学养士、选拔英才等发展文化的重要举措,为包括蜀学在内的宋代四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论《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问题

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完成于公元6世纪初期。它详记全国以及邻国水道,著录河流千余条,征引史书、地记以及其他著作达四百余种,于水道所经之处,记叙山陵、城市与地理变迁,旁及各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稀有物产、军政要事、名人活动等,具有较高的史学和地理学价值,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然书成之时,我国雕板印刷尚未兴起,其流传完全依靠辗转传抄。直到北宋,方才出现《水经注》的第一个刊本——成都府学宫刊本三十卷,比《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经籍、艺文志注录的少了十卷。此书刊行的时间究竟在何时,尚难最后考定。但从北宋初期看,刻书甚少,连《史记》和前、后《汉书》等重要史籍,也是淳化五年(994)才付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