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父亲”建构与国民性反思——以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中心

"父亲"及父子关系问题,在任何文化传统中都体现着多重的文化象征意味,并关乎我们的信仰。鲁迅通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提出以"亲情之爱"取代传统"恩威"观念,以现代意义的"父道"规范取代封建主义"孝道"的文化启蒙主张。鲁迅对"理想父亲"的建构及其对"精神之父"的上下求索,可视为其毕生追求心灵成长及探索客观真理的一种文化心理隐喻。鲁迅试图在"强父"、"强子女"、"强家庭"与"强社会"、"强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机制,构建现代意义的"父道"典范,这对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爱与使命——再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鲁迅早期创作的一篇较为重要的杂文,文中提出的＂幼者本位＂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结合鲁迅笔下涉及父子关系的多篇杂文、散文和小说,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做出解读。解读的重点,集中于鲁迅＂父子观＂中的两个关键词——爱和使命。鲁迅所说的父子之爱是离绝了交换利害关系的、纯然天性的爱,剥除了传统道德中虚伪矫作的成分,具有返归自然的属性。同时,为人父者应当承担起更多的义务乃至使命,不惜牺牲自己以求得后起新生命的解放。这既是源于天性之爱的选择,也是挽救民族命运的关键所在,是合于人类社会发展、进化之道的。

作为问题的父子伦常——重读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借由“幼者本位”观念的提出,向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父子伦常”发起批判。鲁迅“幼者本位”的话语明显受到有岛武郎的影响,但鲁迅对有岛氏的征用,事实上混淆了“幼者”与“弱者”,从而完成了隐秘的转换。同时,鲁迅在谈论“父子伦常”时的微观语境或许更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在接受“白桦派”时,周氏兄弟内部或许存在着一场隐秘的思想竞争;另一方面,则是与此同年,鲁迅在北平置业安家,完成了心理上从“子”到“父”的转变。最后,借由对鲁迅自叙中父子关系的考察,笔者意图指出鲁迅“幼者本位”的提出和对父子伦常的批判,其实更应是我们思考“父子伦常”的起点,而不仅是问题本身。

试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体现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阐述了鲁迅先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所体现的教育思想,以及它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一些启示。

好父亲主义及其他——重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11月的六卷6号上,署名唐俟。这是鲁迅当时为数不多的长篇文章之一,也是鲁迅著名的文章之一,因为其中那个"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闸门"的父亲形象,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影响。那时,鲁迅创作的重心,除了小说之外,主要是篇幅比较短的"随感录"或近似"随感录"那样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的一个具体显现。

读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荀子在论'孝道'时,用'子道'二字做了标题,我以为非常确切。这不仅对其所论的'孝道',即使对孔子以来的整个儒家——纯儒,俗儒、陋儒——之'孝道',也是相当确切的。因为在家庭关系中,或在父子关系中,对于'子'的规范,主要是说'子'应当如何如何,而缺乏对于'父'的具体规范,基本没有说'父'应当如何如何。

立人从谁开始?——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看鲁迅的启蒙路线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他不仅在生活中去践行,而且通过文学的方式去倡导。鲁迅在倡导过程中总会根据思考的深度和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启蒙的路径,以期达到启蒙的最佳效果。他在日本的时候,通过对新神思宗的理解和接受,认为只有改变了人们的精神才能让人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同时,又从民族自强国家昌盛的角度,把立人定为启蒙的根本。立人的目标就是建立强大的个体,通过个体的强大而形成强大的国家。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后有感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最初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彼时鲁迅尚未成为一位父亲,他在文中主张爱护儿童,尊重儿童的个性发展,主要来自西方传来的现代教育观念,自觉真理在手,虽无实践经验,说话的时候也能斩钉截铁。况鲁迅历来重视孩子,认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于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1]。时值新文化运动,破除旧制,解放孩子,就更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的“父爱”叙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的“父爱”叙事继承了传统,又有新的探索和发展第一,既全力批判父亲家长制权威,又省思严父的价值,还肯定父亲“缺席”为子女带来的宽松自由环境。第二,既表现博大情怀的父爱,又呈现柔情似水的父爱,以彰显“父爱”叙事的柔性美学。第三,“父爱”叙事呈多元化格局,既有强烈的反差和张力效果,又不失均衡和谐,给读者带来心灵震动和灵魂升华。改革开放以来散文为2〇世纪以来的“父爱”叙事带来丰富的色彩、深刻的内涵、多样的形式和长久的生命力量。

鲁迅对孝文化的述与作——以《铸剑》为中心

从《列异传》到《太平御览》到《古孝子传》,孝文化是鲁迅整理古籍中常见的主题。鲁迅对孝文化的创作建立在他对孝文化古籍的整理和反思基础上,从《狂人日记》《随感录》相关篇目到《〈二十四孝图〉》,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到《铸剑》,鲁迅对孝文化述作不辍。《铸剑》的主题常常被解读为"复仇",但如果从"旧书上的根据"和鲁迅关于"人之子""人之父"的话语方式上看。

在迁徙中寻找:2021年中篇小说观察

一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曾以进化论为依据驳斥中国根深蒂固的父本位传统:"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然而这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信念终究只是对人类前途的美好愿景,现实反倒常常印证他笔下九斤老太的谶语:"一代不如一代"。不必说个人的成就,单是那份从动荡岁月中领受的阅历,便已足够让在平淡同质的生活中长大的子辈们心生敬畏。

止于“诧异”的回忆书写——重读《五猖会》

《五猖会》作为《朝花夕拾》中篇幅最短的小文,其阐释境遇在今日看来堪称黯淡,前人大多将其并入鲁迅抨击父权的系列,甚至于将其作为1919年所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脚注。但回归文本本身,比起强烈的价值抒发与议论,《五猖会》投注更多笔墨于游神赛会本身的趣味性,而最终作为全文之眼的“诧异”,除却顺承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谴责“父”之过的主题,似乎另有与之相异的阐释空间存在。

光环之下,如何生活?

鲁迅先生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谈道:"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可惜仍然有人坚持旧见解,将祖父的生命与子孙的生命视为一体。这在周令飞先生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这一生都活在祖父的光环之下。自小周令飞先生就被"鲁迅长孙"这一身份捆绑,在旁人的眼中,身为一代文豪的后人就必定写得了一手好文章。可恰恰相反,周令飞先生坦言自己并没有写作天赋,也并不喜欢写作。他曾尝试过挣脱、逃离,可终究逃不过,逃不过祖父的震古烁今,逃不过旁人的灼热目光,逃不过这沉甸甸的身份。

光环之下,如何生活?

鲁迅先生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谈道:“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可惜仍然有人坚持旧见解,将祖父的生命与子孙的生命视为一体。这在周令飞先生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鲁迅先生的长孙,周令飞这一生都活在祖父的光环之下。

我的世界,您不懂

孩子的世界,您懂吗?妈妈,我曾多次想跟您探讨这个问题。后来读到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过的:“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我才领悟到这话是真的,因为平日里的种种表明,我的世界,您真的不懂。您还记得那片“星地”吗?它就在我的教室前头,曾带给我美妙的快乐。每当橘色的天幕垂下的时候,那片小小的空地便莹莹闪烁起微小的光晕,如星星般!我总是欣然去瞧,只见无数颗透亮的小石子在空地间静躺着。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

长期以来,鲁迅的形象被扭曲成了一味斗争的政治工具,遮蔽了他的本原思想。其实,鲁迅的本原思想是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把生存作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他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于自他两利。后期,鲁迅的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政治上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而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因为当时的当政者“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肆意滥杀,“暴殄天物”。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一语却存在理论上的失误。这除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之外,与他所接受的欧陆性的东方文明背景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思维以及传入中国的黑格尔哲学也有关。但是这并不能遮蔽他的本原思想。把一味斗争的鲁迅的扭曲形象,还原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本原思想上来,在当下对于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说"到"做":如何和孩子做朋友

1919年,鲁迅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时候,更多是一种“纸上谈兵”。当时已经38岁的他,处在一种旧式婚姻的苦恼中。鲁迅对美好亲子关系的想象,更多是通过阅读世界上“发达文明”的经验而获得。10年后,鲁迅和许广平的孩子周海婴出生,鲁迅才算真正当上了父亲。据周海婴回忆,自己的出生其实是父母避孕失败的结果。当时的鲁迅夫妇,生活虽然也算富足,但是却并不稳定,鲁迅本来已经打定主意不要小孩。

追寻父性:全球性的社会痛疾

父子关系,是中国文化一个永恒的母题。一百多年前,普迅先生冒天下之大不题,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对当时神圣不可侵犯的父权和父子问题发表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人父子关系的误点在于“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长者更“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