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福柯哲学的精神态度与内在空间

福柯将自由地反思、批判我们自己的现在以及不断改变我们自己的现在看作启蒙运动中发生的“现代性态度”。与尼采一样,福柯彻底杜绝了在世界历史之外寻找另一种大写的存在(Being)来理解和规定世界历史中的小写的存在(beings)的形而上学思想,坚持在世界历史之中思考一切存在,尤其是我们自己的现在,因此,福柯的哲学是一种“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

数字化生存: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探讨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人类个体以数字分身或数字化身方式实现数字化生存。人的数字化生存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考察,即数字人、数字生活与数字人格。数字人是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前提,数字生活是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内容,数字人格是人的数字化生存的形象。人的数字化生存不仅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日常,带来人们生活的多维化,同时也改造了自我。面对人类多样化实践基础上肉身性生存与数字化生存、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化与统一,个体需要重新确立新的自我同一性,完成新的自我认同基础上的现代性生成。随着虚拟世界内容的丰富和形态的多样,需要在虚实一体的地平上去理解并实现人与世界的重构。

汉字“生”“活”“存”“在”本义的存在论意义--存在论的“汉语哲学”诠释

汉语“本体论”与“存在论”应当严格地区别开来,前者对应传统的“ontology”,后者对应的则应当是“Being theory”,因为后者思考的并非形而上的存在者,而是前存在者的存在。尽管前者可以汉译为“存有论”,但后者却不能,因为汉语“有”的本义是一种存在者化的观念,在哲学上所指的正是作为形而上存在者的本体。所谓“汉语哲学”,其中心任务应当是揭示中国哲学关键词的存在论意义。汉字“生”“在”“存”的本义,即人与草木浑然不分的共在,都是中国远古先民对存在的感悟,从而具有存在论意义;而“活”的本义作为“水流声”,则表征着人是由于倾听“天命”而得以存在的,从而具有当代诠释学的意义。

从知识论到存在论——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与“变革”

传统西方哲学站在知识论立场,将哲学理解为一种求知活动。代表性人物黑格尔以“理念”为核心,“思辨”为方式,“知识”为样态,建构起了其思辨哲学视域下的知识论真理观。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批判,试图为真理奠定存在论层面根基。如果说黑格尔面对的问题是真理与对象能否“符合”,海德格尔则认为真理在于作为存在者本身如何去除对“存在”的遮蔽。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真理(alētheia)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命题真理,不是符合论的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达成真理即是要完成对存在本身的领悟,达成存在意义的“显现”——作为澄明的无蔽状态。

间接存在论:中国信息哲学对信息的独创解读

回顾信息概念的研究和探索历程,信息最著名的概念经历了从最初的熵和负熵的理论,到之后的差异说、形式说和状态说,从类反映说到意义和符号,再到计算信息和量子信息的学说,等等。虽然在这些理论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客观信息的影子,但是只有中国信息哲学中的“间接存在”概念将客观信息世界予以了最清晰的揭示。早在40多年前,中国信息哲学就指出:“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后来,中国信息哲学又根据自己提出的信息形态分类理论,把“认识和实践主体对信息的主观把握和创造”也明确地纳入到关于信息本质的扩展性规定之中。近年来,中国信息哲学的最新发展,把存在、非存在,演化和时间,物质、信息和意识等纳入了信息哲学研究的统一框架,进而增加了对信息本质探讨的“物质世界与非存在世界的指向者”的新维度。由于在存在论层面揭示了信息的本质,中国信息哲学提出的间接存在论学说对人类哲学作出了全方位的独创贡献。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开放视阈与建构之维

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既坚守“实践”的美学立场又从思维的维度辨析、重构了实践美学,其以“实践存在论”的美学视域,“关系生成论”的美学格局,“现实”性的美学视野实现了对实践美学的创新突破,且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崭新思维方式。其不仅成为推动实践美学多元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维,也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方向,激发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活力与生命力。

微信时间与当代人的存在论问题

由于微信应用的普及以及普遍的微信沉迷,微信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有待反思的哲学课题。时间从纯粹的运动度量单位到自我意识的本质相关项,呈现出其与主体意识的紧密关联。在微信应用中,由程序和算法推动生产的微信时间产生了。在微信重度沉迷者那里,微信中的无生命时间统治着人的生命体验时间。深入分析微信时间的产生机制,是从哲学层面反思我们所处的智能时代的基础性思想课题。

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中国品格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美学思想不仅具有当代存在论思想背景和马克思实践观念的理论基础,而且体现出鲜明的中国学术品格。实践存在论美学的中国品格具体体现在使用中国文化资源论证既有观点、融汇中国思想资源形成基本观点、始终立足当代中国美学的学术语境等方面,其中包含着中国的传统、当下与未来的积极融合,以及马克思思想与中国美学的深层次对话。对实践存在论美学中国品格的探讨对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实践存在论美学,对于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美学在当下的意义、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思考中国当代美学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西方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困境与思想超越

作为现代性的后果,生态问题引发了全人类的共同关切。生态美学的兴起,体现了中外美学家立足人的审美存在反思现代性危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尝试。毋庸置疑,不同的生态美学建基的规范基础不同,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西方生态存在论美学以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为基,揭批了肇始现代性危机的机械论自然观,实现了“无人身的自然”向“有人身的自然”的美学存在论转向,回应与填补了传统美学对生态危机的失语,展现出了积极的进步精神。但因理论的形上性与不彻底性难掩思想弊端,使其不免陷入本体论的神秘主义、认识论的二元对立以及历史观的非历史主义等理论窠臼。故此,本文基于对当代生态境遇的概括与把握,面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以对西方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理论检视为逻辑起点,思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宏阔视阈,在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存在论根基之上,自觉融汇中华传统美学的生态智慧,进一步敞开了中国特色生态美学的建构路径。

以“否定性”为支点:儿童哲学的存在论辩护

儿童哲学的存在论问题是儿童何以哲学的逻辑前提。既有论证方式难以建构有效辩护,继而造成了儿童哲学的身份疑案,主要表现为:理论构建和教育应用在立论前提下的定位模糊,一般儿童与个别儿童在研究对象上的层次混淆,权宜之计和普遍兼容在价值旨趣上的两副面孔。通过以否定性为存在论支点,揭示否定性奠定了儿童在“问题分叉”中的生成性,阐明否定性是开启儿童可能性的“众妙之门”,诠释否定性标识了儿童让“事情发生”的及物性,澄清了哲学是儿童个体成人的自发态势和固有动力。否定性的转化是儿童哲学生效的教育立场,这要求我们重视儿童身体价值,超越理性主义的认知方式;避免儿童角色固化,提供多重体验的做事承担;厚植儿童生命力量,寻求自然与人为的相对平衡。

构建一种“向前看的唯物主义”:布洛赫的希望存在论

传统哲学以存在论为基础,其存在论只关注已有存在和永恒存在,不讨论甚至排斥尚未存在和可能存在,因此传统哲学从来是缺乏未来向度的,未来可能的问题因而没有进入哲学的议事日程。布洛赫的希望存在论一反传统哲学的实在存在论,他使“希望”从一种意愿表达变成了一个存在范畴。“希望”不仅是存在的,而且还是推动存在的;“希望”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客观的。这是因为“希望”表达了一种有待实现的未来可能性。布洛赫的希望存在论立足于乌托邦精神以及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设计,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关于未来可能的哲学证明。这种希望存在论尝试将“希望”置入主客观的会通之中,对于乌托邦给出了一种创新性的解释,既别开生面地改造了哲学,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哲学证明上的杂糅性问题。

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存在论境域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无论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还是费尔巴哈的“类”概念,都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抽象社会,两者都是范畴论的存在论规定。也就是说,都是在理性形而上学的原则下讨论社会问题。马克思经哲学革命后所开启的生存论境域,则把社会概念从近代范畴论的规定中解救出来,实现了社会概念的感性和历史性的有机统一。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祛魅与返魅的存在论反思

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以追问技术本质为主旨,由此形成了他关于祛魅与返魅的存在论反思。“存在的遗忘”与“世界的灾难”,是海德格尔存在论反思的基础性议题。海德格尔对于技术本质的追问,不仅是在检讨世界祛魅化引发的诸多现代性问题,而且也在指出世界如何返魅化的泰然处之之路。“集置”被看作是技术时代普遍化的强制秩序,同时也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与危险所在。他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对存在抱着敬畏之心,也就是让世界返魅化而走向一种“泰然处之”的存在状态。于是,“祛魅”和“返魅”构成了海德格尔现代性批判的两个面向。在生物基因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引发诸多危机问题的今天,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存在论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具启发性的思想路径。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践存在论哲学意蕴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他所实现的存在论哲学革命紧密相关。区别于既往的市民本体论式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内含浓厚的实践存在论哲学意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市民社会”本身不具有规范性意味,它在根本上表征着现实个人生存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体系;其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既是一种极具现实批判性的“理论”,也是资产阶级社会体系最终得以实现内在批判的实践需要。从对人的存在的崭新理解出发,马克思消解了市民本体论式政治哲学中“理论”相对于实践的霸权地位,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植根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的实践境况,而且还参与塑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向。

基于文化存在论教育学的精神赋能情感性课堂探索研究

培养“大国工匠”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热切期盼,必将引起职业教育课堂改革。文化存在论教育学将优雅心灵和人文素养的培育作为职校生的精神成长的过程,故情感性课堂的构建重点突出在三个方面:首先,将“技能报国”精神融汇在情感性课堂体系之中,激励职校生逐渐形成“於穆不已”的大国工匠信念。其次,把“内在幸福”理念渗进在情感性课堂体系之中,激励职校生逐渐树立“匠心筑梦”的报国志向。第三,将“转技成智”理念融入在情感性课堂体系之中,鼓励职校生逐渐提升技能的实践智慧。

海德格尔存在论视域下的小说语言研究

小说语言是日常语言、逻辑语言和本真语言的混合体,日常语言和逻辑语言主要承担着小说表达和交流的功能,而本真语言里则寓居着小说的精神内涵。已有的小说语言研究大都关注的是小说语言中的日常语言和逻辑语言,忽视了本真语言。在文学精神日益凋敝的今天,对小说语言的研究应当努力克服形而上学的方法,进入存在论视域。在海德格尔存在论视域下,本真语言自己说话并为事物命名,因此不是隐含作者在写作,而是本真语言在写作。本真语言始终归于无形,要接近本真语言,需要抛开品味、鉴赏或是归纳、总结等惯常方法,转而采取一种参悟式的阅读方法。日常语言、逻辑语言与本真语言之间有着一种能动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相得益彰、浑然天成的关系造就最理想的小说语言。

人工智能可能拥有“自我意识”吗?——基于马克思的存在论之思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一门研究如何使计算机能够模拟和执行人类智能任务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以极大的速度发展和应用到极宽广的领域。由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一系列思考,人工智能是否可能拥有“自我意识”便是其中激烈讨论的话题。而马克思的存在论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思考极其深刻,故本文基于马克思的存在论来考察人工智能是否可能拥有“自我意识”。

主体、他者与革命——齐泽克的存在论预设与革命空间设定

当齐泽克将主体之“我”设定为一种无意识的空无前提,即暗示了主体对其本质的非知。缘于这种拉康式的主体设定,在齐泽克描述的意识形态的幻象中,内在的分裂的镜像“自我”就成了真正的本质和实体,而现实的、具体的他者则成了镜像“自我”的宾词。由此,主体之内在与他者之现实的“分裂-异化”便获得了某种普遍的、本体性的特征。鉴于这个作为无意识结构的主体完全缺乏处理“内在”与“现实”之辩证关系的能力,齐泽克式的反抗资本主义体制性压迫的革命,就只能体现为对“实在界”的一种无预谋的政治行动介入。

红色音乐作为特殊的艺术现象存在及其历史演绎

红色音乐作为一类特殊的艺术现象存在,有其独特的创作主体、本质精髓、时空存在、受众群体、价值导向以及未来演进逻辑,具有人民性与艺术性交融、历史性与时代性统一、审美性与教育性叠加、原创性与生成性推演的辩证特质。在不同历史时期,其主题各有侧重。五四运动时期,突出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呼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苏区精神;抗日战争时期,高扬了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解放战争时期,传递出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信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呈现出人民为建设新中国的集体主义热情;改革开放时期,奏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乐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迸发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音。

“以变而在”:中国武术的存在论

面对困扰中国武术发展的“中与西”“打与练”“古与今”问题,利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历史研究法,以“变在”的视角审视中国武术的历史存在,研究指出:1)中国武术的存在,深受《道德经》《周易》中的“变在”思想影响,使中国武术连续性存在、永在;2)中国武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断“变在”,其内因是中国武术具有“一即一切”的无外自体,“一即一切”的武术,在观其时风中变奏于各个时代,以此构成武术的源远流长;3)中国武术观其时的历史存在,在于中国武术自身具有“化异己为己有”的包容与涵化能力,遇到“异己”文化时,可以迅速调动自身“一即一切”的基因,吸收与涵化“异己”文化,故而能不断扩大。文章指出,以“变在”的视角审视中国武术观念的嬗变,可进一步消解武术“中与西”“打与练”“古与今”的争论,廓清武术历史存在的内在逻辑,明晰武术的历史存在,提升武术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