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被说”的易位与主体重建——以《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形象为中心

《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作于丁玲思想改造的特殊时期,后因其间的叙事留白引发争论并形成舆论声浪。无所不在的“说”为文本的经典落定造势,也成了透视“丁玲逻辑”的微观窗口。无论是失节主人公贞贞还是丁玲本人,在“说”的同时也必然处在“被说”的境地,以言语为载体的异质性经验在双向流动中超越了简单的交互关系,演变为一种在相互观照中的复杂纠缠。各主体在多重话语的叠合下实现自我改造,乃至重塑精神结构。将“说与被说”作为文本阐释与经典认定的结构性装置,既能把握《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内在性叙事和贞贞形象的嬗变,又可以此为径,探寻与贞贞血肉难分的丁玲如何找寻主体定位,弥合知识分子主体与革命政权间的复杂裂隙。

“看与被看”模式的新变--再读《我在霞村的时候》

鲁迅《示众》《祝福》《孔乙己》等多篇文章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叙事特征,学界将其概括为“看与被看”的写作模式。在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这种模式得到了新的运用。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作为“被看者”的贞贞,其身份的建构与确证离不开周遭人群的“看”。其实,“被看”的不仅仅是贞贞,还可以是文章中涉及的众多主体,乃至作者本身都可以成为被审视的对象。显然,在文章中,“看与被看”的写作模式也产生了新变。本文将按照鲁迅“看与被看”模式的思路来分析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探究丁玲在运用鲁迅这种写作模式时的创新点,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的选择、作者的立场以及叙事学角度切入,分析不同主体之间所形成的“看与被看”关系,从而在新的角度对这篇小说有更深入的理解。

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

本文在确认《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曾是“慰安妇”的身份之后,指出以往研究者们不论将贞贞视为“变节者”或者“英雄”,都偏离了作品的本意。在本质上,《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表现女性之孤独与女性之困境的小说,是一篇“纯粹为女性”的作品。虽然它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创作的,但在这篇小说里,女性问题超越了国家、民族问题,被还原为纯粹的女性问题。换言之,性别的悲剧在小说中被用超国家、超民族这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作品中“女人真作孽”、“女人真倒霉”之类的议论,才是其主题之所在。

女性的愤懑和挣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解读

丁玲的中篇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发表于1928年2月《小说月报》)和短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未在延安发表,胡风在重庆编入丁玲创作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以及中篇小说《在医院中》(写作日期不详,最初发表于延安出版的《谷雨》,后刊载于重庆出版的《文艺阵地》,1942年8月25日),还有杂文《三八节有感》(写于1942年3月8日三八节清晨,发表于3月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都是举世周知的作品.之所以举世周知,是因为在50年代的反右派政治运动中,“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受到彻底清算,《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了批判丁玲作品的文章,《文艺报》又出了个“再批判”特辑,把“十五六年前放出来的一批毒草重新发表出来”,当时国家最高领袖还为此写了“重要按语”.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作品,不难看出丁玲在其中触及了很重要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丁玲所写的并不是什么反党的“八股文”,而是女性的体验和思考,是女性的情欲、理性、拒绝与超越,是深沉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是女性苦苦挣扎的艺术记录.这些作品敢于直面女性自身的冲突和挑战危难的处境,写出了女性意识最初然而也是最根本的觉醒,可谓女性文学早开的奇葩.

革命中的女性角色——《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色·戒》比较

丁玲和张爱玲共同关注了革命中的女性角色被双重利用双重伤害的生存困境,对在革命中贞贞的国家至上与王佳芝的爱情至上的不同展示中凸现了两人不同的写作立场,从而演绎出了两个不同的文本。

未完成的启蒙——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新解

从启蒙现代性的视角来看,《我在霞村的时候》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提出了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的重大命题。但是这一主题被小说表面的"革命"叙事所遮蔽:"革命"中断了"启蒙"。一般来说,"革命"并不一定总是与"启蒙"相冲突,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显然认为,"革命"是与"启蒙"相冲突的。这就构成了小说在结构和叙事上的内在张力,使得它的意蕴扩张,具有了超越"革命"的不一般的意义。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最初的直接评价是 194 8年冯雪峰“发现”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了这一小说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塑造的重大价值。 5 0— 70年代许多日本学者关注其创作特点 ,他们的阅读具有明显的自我反省色彩 ,而中国学者则从政治革命视角理解这一小说并走向极端化。 80— 90年代的研究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峻的多样性气象 ,直接关注这一小说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 ,甚至置放在现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心理现实主义、欧美现代小说。

启蒙的局限与困境——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对话与潜对话

作为丁玲在延安整风前的代表作之一，《我在霞村的时候》因其多重话语之间的对话与潜对话而构建成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文本，被众多研究者一再解读。整风运动时期，它就因为女主人公贞贞与作者丁玲的某种相似性而成为批判的靶子：十七年时期，它更因为作者“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加以美化”而受到更严厉的再批判；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与《我在霞村的时候》文本比较

一个是真实的病情分析报告文本———《一个歇斯底里病例的分析片断》 ,一个是虚构的文学文本———《我在霞村的时候》 ,两个不同属性的异质文本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有趣地发现了它们异中有同的可比性。两个文本都不是单一的纯医学或纯文学文本 ,前者存在着显性医学文本与隐性文学文本的交相纠葛 ,后者则是显性政治文本与隐性女性文本的压抑与反抗。两个文本站在不同的叙事视角与性别立场 ,展现出文本间性力量所构成的丰富内涵和复杂声音。

光明的指向?——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中心

《我在霞村的时候》在丁玲的创作及人生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指示的似乎是光明的前途,但却与作者及其笔下的人物晦暗不明的历史构成互文。作品的毁誉与作家的沉浮,也由此建立了联系。伴随小说的接受及阐释,丁玲不断陷入自我辩解的怪圈,被虚构的贞贞也于文本内外演绎着她的人生故事。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被放逐多年的丁玲,终于等来恢复名誉的通知,而按其指引漂泊在外的贞贞,在后革命的解构文本中,虽无需再承受"丧失民族气节"的指责,却将女性的屈辱和意义的附丽转换成利益的欲求。历史抑或叙述,因此被涂抹上了光怪陆离的色彩。

贞贞·教堂·霞村——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隐喻性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部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些意象对主题的多重意义指向有着重要的暗示。本文通过分析探讨贞贞、教堂、霞村意象的深层寓意,对作品作出了更为贴近作家意图的解读。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贞贞隐喻了作者在新的命名中对女性的重新定义;教堂隐喻了女性艰难的救赎及出路;霞村则是"五四"启蒙任务未完成的中国社会的隐喻。

革命者与女性的深层焦虑——关于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思考

《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主人公贞贞的失贞是事实,但丁玲却在贞洁问题上提出更深的思考:肉体失贞不等于精神失贞。本质上讲,《我在霞村的时候》表现出具有革命者与女性双重身份的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它立足女性身份表达女性在战争中的体验,具有一定的超越时代的意义,但革命者身份又限制了丁玲更深层次的思考,没有实现对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最终超越。

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接受与阐释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个具有丰富的语义潜能和阐释空间的文本，从它的诞生至今近60年间，人们依据不同的期待视野、按照不同的现实需求和审美经验接受、解释着这部作品，对它的文学价值和意义作出了开掘与定位，使其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我在霞村的时候》、《色·戒》的女性主义解读

在宗法父权制的观念中,无论贞贞还是王佳芝都是有利用价值的"女体",同时又是令他们蒙羞的不洁之物。贞贞无视村人的非议选择出走,王佳芝洞悉自我处境最后赴死。两位作者以其彰显的女性意识揭露、嘲讽了父权文化的矛盾、自私和自以为是。对战争题材的"反高潮"处理,使丁玲和张爱玲从人性的张看而达到了解构国家民族话语的一致性。

《我在霞村的时候》与作者自辩

由于私生活和历史问题的影响,丁玲的内心有一股辩诬情结。她的一生是自我辩护的一生,一生的许多创作打下了或鲜明或隐晦的自我辩护的烙印。《我在霞村的时候》正是她第一次精心打磨的自辩之作。该文创作于作者遭遇众多流言而急于辩解的时候,她希望传达出自己的清白和对党的忠诚的形象。

爱憎不相离——试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情感艺术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的重要作品,呈现出一位人民作家的创作姿态。小说表现了作家对女主人公贞贞的深挚之爱,和她对落后群众的爱憎交织的复杂的情感态度,对鲁迅提出的“爱憎不相离”的美学命题做了有效的诠释和有力的支持,因此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新批评”方法对于这个文本是适用的。

女性的生存焦虑及现代性隐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论

一直以来,学界对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的研究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在其中也存在着论者在先验性的理论框架影响下观点对立、分歧颇大的现象。本论文试图从文本出发对作品做出最贴近作家作品意图的解读,因此本人在研究中回到文本,也即是回到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来探寻作家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女性生存焦虑问题,并在挖掘焦虑产生原因的基础上,论述作家作品在文本中所传达出的现代性隐喻。

女性孤独意识的表达及主体性的书写——重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在女性意识烛照下书写女性主体陷入孤独与困境的名篇,其女性孤独意蕴主要体现为女性主体的孤独书写、女性主体的孤独抗争。这一文本可以看作是20世纪20年代丁玲个人主义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回光返照,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

“走向远方”的孤独——解读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在创作转型前的一篇名作,该作蕴藏着作家对当时的社会变革、时代风云的审视,亦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浸透着作家对女性之躯的人生际遇的感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贞贞与"我"都有一种深藏在心灵深处、无法从根本上排除的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