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慎恐惧”三部曲

本文对中国儒生们的＂戒慎恐惧＂的处世涵养工夫作了三部分的剖析。文章认为这种态度原本是由诸多灾异的自然环境和崇尚权术的社会环境外塑而成的一种心理体验。为了防止在这种环境中被突然降临的大祸夺去生命，儒生们逐渐形成一套戒慎持守功夫，如中庸、敬恕、谨言、慎行、克己、勤勉、谦退、忍耐等，终日的战战兢兢、防这堵那的痛苦心理使士大夫们在无法改变外部世界的恶劣环境下将敬恕、克己、忍耐等功夫──内化成人之心性的物件（即心性之学）。而一旦完成这种内化，就会使人非但无痛苦之感，还可使人涵养得和畅充周、气恬容祥、宽缓厚重、一团和气，能在多变的社会中争得一片生存空间，存有一丝活泼生机。

周恩来“戒慎恐惧”思想析

周恩来“戒慎恐惧”思想析陈荣昌“戒慎恐惧”是贯穿于周恩来漫长政务生涯中的一个意识中心，它支配着周恩来始终保持审慎务实的精神，是周恩来人格魅力中极为闪光之处。同时，周恩来对领导者要戒慎恐惧及其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当前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

“主敬”与“戒慎恐惧”:邹守益心性工夫的一体两面

儒学心性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作为工夫的指导,蕴涵着身心修炼的智慧。在阳明后学的分化发展中,邹守益正是以主修进路实现了对具有工夫指导意义的心性论的丰富和发展。其心性工夫论的建构,以《大学》《中庸》合一的致思理路阐发“戒惧以致良知”。一方面,发挥“修己以敬”“克己复礼为仁”的“主敬”之功,从正面彰显存养德性、充养心体的积极义。另一方面,专提“戒慎恐惧”说,强调本体戒惧,提揭“恂慄威仪”的瑟僩之学“著善掩恶”的圣跖之辨,从反面实现对气禀私欲的防范对治。一体两面的心性工夫,避免了后学空谈心性之弊,丰富了阳明良知教的工夫实践,推动了晚明舍虚务实的学风转向。其笃实严谨之功可为个体心性修养、生命安顿提供具体的工夫指导。

论吕留良对慎独工夫的疏解与阐发

“慎独”成为一个修身学的重要概念始于宋代。自朱子训“独”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始,“独”不再是一物理空间概念,而是一私己的、隐秘的心理空间概念。阳明学兴起后,学者以“良知”释“独知”,使“独”这一概念的范围与性质均与朱子学传统形成了巨大差异,而慎独也变为致良知工夫的同义词。出于对“独”“独知”进行本体化诠释导致情炽而肆、用功不力等问题的纠补,清初思想家吕留良对以“独知”“独体”训“独”,并对戒慎恐惧与慎独两节工夫合并为一的主张进行了批驳。吕留良沿袭朱子之说,将“独”视为人心一念萌发的隐微状态。戒慎恐惧统贯于修身工夫的各个阶段,而慎独则是于一念萌发处加以省察、猛醒的瞬时工夫。这一理论既出于吕氏自身对工夫路径的“体贴”,也是对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呼应。

李光地的“慎独”说

“慎独”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朱子以“存诚”“谨几”为核心,对“戒慎恐惧”与“慎独”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阐发,并对两者的动静性质作了界定。王阳明、湛若水等明代心学家则以“独知”“独体”为核心对“戒慎恐惧”“慎独”进行统摄,使之呈现出一个不断内化的演变历程。在去本体化思潮蔚然成风的清代初叶,李光地兼采朱子、阳明、蕺山之说,对“慎独”进行创造性诠释,他高度评价了朱子将“戒慎恐惧”“慎独”二分的思路,却又汲取晚明儒者之论,将“意”释为“心之所主”,将“慎独”与“诚意”释为同义。这一诠释思路使李光地的“慎独”说尊朱而不述朱,在新旧学风交替的清初具有独特的思想史意义。

论《中庸》之“中”与“诚”

商周时代人们信仰上帝鬼神,春秋战国时期老子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至子思,则提出以"中"和"诚"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子思认为,"中"和"诚"虽无形影,却具有与上帝、鬼神一样的至上性和神妙性,它已经不仅是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时中"之"中"和诚信之"诚",它同时是"天下之大本"和"天之道"。后世儒者因而称子思善于"体道"。大凡"本体"问题,皆很难证实或证伪,但将"中"和"诚"视作"本体",便使之进入了信仰的层面。子思在孔子创立仁学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又建立了"中"和"诚"的哲学思想体系,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

《中庸》的君子观——以《中庸章句》为基础

"君子"作为儒家道德修养的传统追求,是除了"圣人"以外可以凭借诚心修身而逐一践行的最高人格目标。《中庸章句》既然上承"道统之学",其中对于"君子之学"的探讨又注入了宋代新儒学的血液。天命之性在前,诚心明善在后,百倍其功而行之,而渐入中庸清明之境。《中庸章句》中对于"君子之道"的探讨,既是对传统儒家君子人格的传承,又是宋代新儒学理论构建的骨架。

耿天台识仁尽性的为学方法论

耿天台的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期侧重为学工夫,提倡孔孟之学,主体尽头处当下体认,通过戒慎恐惧的为学功夫保持心体安仁,达到常觉常明。后期排斥佛老虚无与任自然的思想,强调天命不容自已,性帅于天,不可"诡于大中之矩"。常觉常明在于"不滞于物",而耿天台在强调戒慎恐惧的时候,执着于心体尽头处,反而有"滞于物,不得入"的嫌疑。晚明狂禅之风盛行,提倡孔孟之学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滞于物"的问题不解决,就难以显示出儒学应有的积极价值。本文主要论述他的前期思想。

陆象山教育思想之为学目的 态度和方法初探

本文试图探析陆象山教育思想的精华,系统论述其尽人道、做大人的为学目的,戒慎虚敬、求真求实的为学态度,以及主体性学习方法论。重点在于阐述其"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大人"的道德教育思想和读书学习方法,并论述陆象山关于学习"本末"的问题。

阳明学中的＂顿悟＂、＂渐修＂之辩兼论邹守益对＂四句教＂的回应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学问的最终理论提炼,认为是不可移易的宗旨。但"天泉证道"表明其最重要的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引出阳明学中"顿悟"、"渐修"的进路分歧,对阳明学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邹守益作《青原赠处》对钱、王在"四句教"问题上的分歧做出回应,强调工夫只在良知发显的寂感神应之"几",通过致良知实践工夫的回归消解了"顿悟"、"渐修"在理论层面的对立。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从慎积道德观点看竹简《文子》与传世本《文子》之思想承继与发展

竹简本与传世本《文子》都有慎积道德思想的论述。竹简本侧重阐述慎积道德的重要性,传世本侧重阐述从慎积阴阳、慎微、慎无为、慎言、慎独等各个方面的戒慎做起以达到慎积道德的目的。本文研究了《文子》戒慎观点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从慎积道德角度出发探讨了竹简本与传世本思想上的承继与发展。

论江右王门对阳明心学的修正

黄宗羲说:“姚江之学,唯江右为得其传。”江右学者“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然而事实上江右王门大都偏离了阳明心学的宗旨,只不过是以程朱理学的思想观念,进一步修正了阳明心学的观念。从理论上开了东林党人扬朱抑王的先河。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无羊》诗义管窥

“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小雅·无羊》第一章:“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毛传:“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口司)而动其耳湿湿然。” 什么叫“濈濈”?什么叫“湿湿”?朱熹“集传”照录毛公训诂,他似乎也不甚理解两者的词义,故又引王氏曰:“濈濈,和也。

网络青蛙之6大特征

1、有两个ID以上,好让你不知道他是同一个人,通常你不理他他还会换个ID继续呼时,呼叫你好多次死也不放弃(戒慎！)。 2、打字速度超快,但通常打字速度与变态程度成正比。 3、说完“Hi”以后就问你有没有男朋友的。

周恩来的忠诚、勤恳与智慧

在周恩来的高贵品质中,忠诚、勤恳和智慧贯穿其一生,受到人们特别是毛泽东等党内同志的肯定和赞赏。始终绝对忠诚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绝对忠诚的人,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可以牺牲自己一切的人。周恩来的忠诚,还包括对领袖和导师的忠诚。晚年周恩来胸前一直佩戴着一枚像章,上面有毛泽东头像和毛泽东题词"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在周恩来心目中,忠诚于人民与忠诚于领袖是一致的。正如郭沫若在悼念周恩来的文字中所称赞的那样:"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作为修身学范畴内的“独知”概念之形成——朱子慎独工夫新论

"独知"成为一个修身学的概念始于朱子慎独说。朱子训《中庸》与《大学》慎独之"独"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此"己所独知之地"不是一"物理空间"概念,乃是一心理空间概念,专指人心中一念萌发状态,故与汉唐诸儒以闲居之所为训"独"路数迥然有别。"一念之萌"成为朱子修身工夫论之聚焦点,固然折射出佛教防心摄行的修行模式之影响,但更与其本人修身历程密不可分。他将李延平静坐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与胡五峰"察识端倪"两条修身路径加以折中,而走出一条静存动察的"两轮一体的工夫"。这一工夫论上的突破,使得他对人之心灵生活的性质产生了新的认识,他以"念虑"之"起"与"不起"作为标准,将心灵生活划分为三个时段:思虑未起(即"未发")、思虑已起(即"已发")以及介于两者之间动而未形、萌而未彰、有无之间的状态(即"几")。此"几"即人不知而己独知之对象。与此相应,作为"专言"之"戒慎恐惧"工夫(即"敬"工夫)是心灵贞定其自身的力量,它统贯于心灵生活之各时段;作为"偏言"之"戒慎恐惧"工夫则系于未发时工夫(即涵养工夫、静工夫),而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一念之萌"之时段,则须"慎上加慎",是为"慎独"工夫(省察工夫、动工夫)的工夫。此慎独工夫因专注于念虑之"正"与"不正"、"意"之"实"与"不实",故是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活动。朱子"独知"之训深刻影响着朱子后学对"慎独"工夫的理解,阳明心学一系致良知工夫之精髓亦遥契于此"独知"一脉。

台阁文人的自我约束与审美贫乏

“戒慎恐惧”是一种内敛的精神修养工夫和行为指南,是理学的重要思想范畴。这种思想贯注到士人的行为和言说、渗入政治实践,在台阁文学时期造就了典型的政治文化,形成敦厚详慎的政治品格。更进一步,又在“理性情”主张之下形成了“性情之正”的诗学理论,并与明道鸣盛的文学主张相配合,贯穿在台阁文学之中。审美的诱惑无时不在,他们认为必须小心对待感性的审美活动,于是发展出平淡之美、清乐之境、平远之景的审美模式。这种审美文化具有排他性、简单化、消除紧张的特征,因而处于不断固化和僵化的过程中。理学思想塑造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文化无可避免地走向虚伪化,道德形象的解体加剧了台阁美学的倾覆。

阳明《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意义

学界历来颇重阳明《大学》之学,对其《中庸》学则相对忽略。实则阳明的《中庸》诠释富于创新而含义深刻,它翻转了被朱子判为"多说无形影"的《中庸》的明道特质,将《中庸》与作为"为学纲目"的《大学》等同观之,断《中庸》"为诚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并进一步创造性地拈出《中庸》首章与《大学》全书的关系,以为"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并将此理念落实于《大学古本旁释》中。阳明又据于其良知学,从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戒慎恐惧与不睹不闻,突出两者在良知中的一体贯通;反对朱子戒惧与慎独的未发已发二分说,主张两者为一,皆是已发工夫;以戒惧为敬畏,提出戒惧与洒落乃工夫与境界关系,两者并非对立。阳明既以良知为人人所同具的未发之中,又以为"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此看似矛盾之说,乃是居于本体与工夫不同视角之故,体现了阳明的体用一源论。阳明还讨论了中和与天理及气的关系,强调"天理亦自有个中和"的属性。未发已发之中和问题于阳明具有重要意义,涉及阳明思想中的体用论、心性论、工夫境界论等重要论题,实为阳明《中庸》学的点睛之处。故深入探究阳明《中庸》首章的哲理意涵,必有助于推动阳明学、宋明理学及《中庸》诠释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