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文化资源到“新战争叙事”的审美书写--以叶炜的长篇新作《东进》为例

当代成熟的乡土作家,大抵都有一个文学创作根据地,从鲁迅、沈从文到莫言、贾平凹莫不是如此。实际上,这一根据地就是作家的“精神原乡”。作家们通过一部又一部对这一“精神原乡”的再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作家独特的风格和气象。这一根据地或“精神原乡”往往就是作家出生和成长的那个故乡。故乡是作家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作家们可以书写故乡的当下变迁,可以书写自我之于故乡的童年记忆,也可以挖掘故乡的历史。随着作家写作的深入,离开故乡时间的增长,作家对故乡的眷恋就越来越强烈,对故乡的理解就越来越深。

图像、仪式与古代埃及、亚述帝国的战争叙事

古代埃及和亚述的大规模战争图像,都是在帝国扩张的背景下,于传统的零散、小幅战争刻绘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对战争场景的动态刻画出现在十九王朝的塞提一世统治时期。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大厅北侧外墙上的绘画浮雕,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特定埃及军事行动及其后续事件的复杂全景图,((2))其上刻绘着塞提一世对西亚、利比亚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此后,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拉美西斯三世在位期间也对各自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在不同的地点以浮雕画面进行了记录。

二战后美国文学中的战争叙事——基于《裸者与死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对比分析

二战后的美国战争文学上承传统战争文学,下启美国20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在美国战争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二战后美国战争文学的代表作,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集中展现了这一时期美国战争文学的叙事特点,在叙事视角、人物塑造、叙事手法和风格等方面都显现出鲜明的共性和个性,是二战后美国战争文学的重要作品。

《五号屠场》与反战争叙事

美国当代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以反战小说著称于世。这部作品的反战性不仅在于其鲜明的反战主题,更在于冯内古特对传统战争小说的叙事模式所作的颠覆性尝试。如果我们可以把传统战争作品的叙事方式称为传统战争叙事的话,那么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所采用的模式则可称为反战争叙事。《五号屠场》叙事的特点是它从"战争场面"、"英雄人物"、"敌我界限"、"情节与高潮"等战争叙事的基本要素出发,对传统战争作品进行全面的颠覆和解构,以碎片式情节、非线性叙述、跳跃剪辑、嘲弄性模仿、作者自述、虚构与历史及虚构与事实的混淆重叠等反传统手法来表现战争的荒诞与残酷。反战的主题和反战争叙事模式的匹配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反战主题的确立为反战争叙事模式的形成打下基础,而这一模式的运用又反过来深化了反战主题。

媒介战争叙事中的社会风貌及百姓生活——《人民日报》(1946—1949)广告分析

创刊于1946年的《人民日报》,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发展成长。作为《人民日报》特别"叙事"的广告,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战争年代的社会风貌及百姓生活:市井素朴,商品匮乏,民生零落,亲情离散。所幸有渴望和平与建设的主导思想贯穿于文化商品的广告中,体现出在战争年代"空白化""空洞化"的社会现实中,社会各界对新生与重建的祈盼与希望。因此,《人民日报》也呈现出在当时百事凋敝、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下,解放区民众所呈现出的执着与恪守、重生与新建的精神风貌。

战争叙事的新变——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

自文学产生起，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战争的书写和思考。莫言发表于1987年的《红高粱家方鳓“对于军事题材创作所带来的新鲜气息”，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正如徐怀中先生所言：“怕要过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才可能看得更清楚些。”时光荏苒，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再回头来审视莫言关于战争的书写，就会发现《红高粱家族》换了一个观察战争的角度，打破了偏激与执迷，改变了以往写抗日战争的陈旧套路，创新性地运用民间话语，避开正统的观点，刻画出英雄的另一面，塑造了一批多元共生、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战争观，凸显出战争的本质。

战争叙事与叙事战争(上)

一、前言： 战争是一个分裂时代最重要的征候。“大分裂时代的叙事”不能规避战争叙事。一九四。年代的中国深陷战乱的漩涡。抗战时期占领区、大后方、苏区，外加满州国和台湾殖民地各据一方。日本战败后中国又陷入内战。1949年，共产党占领大陆建立人民共和国，

海洋想象、战争叙事及胜利者美学——海洋战争电影的中国经验与启示

在中华民族由乡土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海洋战争电影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海洋战争电影的海洋想象,由于阶段不同其表现形式也有不同,大致形成了危船、家园、蛟龙等三种想象,海洋想象的不同也是中国由弱变强的内在体现。中国海洋战争电影的叙事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家仇国恨为基本结构的"复仇叙事",二是以"国人回家"为基本结构的"拯救叙事",前者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生成的,后者则有了更多的大国意识与世界视野。海洋战争电影体现着鲜明的胜利者美学特色,它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启示。

《保卫延安》的宗教情怀与战争叙事的现代性想象

《保卫延安》的文本中充斥着世俗的宗教情怀:革命叙事中的朝圣般的崇拜情感、布道式的广场效应、宗教化的言说姿态三方面是对宗教仪式母题的某种转嫁和借用。文本滋生宗教情怀的内在原因是战争文化思维与宗教逻辑的互通性以及作家对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与宗教某些内容、规则不谋而合。这种战争的宗教情怀的叙事方式是对战争记忆和新社会秩序的“合法性”的一种文本体认和确证。

记忆筛选与历史重构——日本女性作家的战争叙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女性作家或亲赴战地,或亲历战争的摧残,以不同的视角描述了战争带给人们的灾难与苦痛,表现出了对战争的厌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在书写战争体验与战争记忆时一些女作家有意进行了记忆筛选,极力宣扬日本士兵的英勇,肆意歪曲中国士兵与民众,为日本对他国的侵略寻找合法性依据。政府的高压政策、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自身利益的驱动等,使其未能从意识形态上客观认识、判断战争。

《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

《史记》中的战争叙事具有鲜明的史家做派,其中虽有一些文学笔法,但受史学传统的规约,司马迁叙战用得最多的还是史家笔法。司马迁铺排长篇说辞,借历史人物之口叙写形势、兵略,让策士自言心声以展现其价值追求及性格命运。司马迁大量采录军用文书以叙写战事,一则是他作为文章家对"奇文"特别偏爱,再则是欲借古人文章阐明自家观点。熔铸军功档案而不载录方略谋划,它形式上很像公牍文字,实际上是叙战的一种变体,文章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古朴厚拙之美。

被忽略的中国:30年来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叙事

选择1991年至今出版的英国历史教科书,对其中的中日战争叙事内容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日战争在大多数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处于被弱化的地位,中国被忽略。具体表现有三: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日战争内容所占教科书整体内容比例很低;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不足;教科书认为国民党依靠外援抵抗日军,其在二战中贡献甚小。英国历史教科书通过对中日战争的选择性叙述,形成西方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中日战争历史叙事,教科书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还是在文本内容选择中都施展着其可能的叙事偏见。

异态时空的光与影——日本占领区的文学生态与战争叙事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日本武装侵略中国,这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同时也改变了日本占领区的文学生态。首先是日本入侵者和合作政府强权干预文学艺术创作,改变了原有的自由生长、自由淘汰的文学生态;其次是作家流动带来了文学生态的改变,逐渐形成了台湾文学、伪满洲国文学、沦陷华北文学、孤岛上海和沦陷上海、香港文学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学。在日本占领区,强权干预文艺和多种多样的文化流动与文化混合,开启了多重面向的战争书写。其中,关注殖民、战乱中的精神变异,如袁犀的《一个人的一生》;展演沦陷战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如张爱玲的《封锁》;身陷战乱中的民间血泪,如话剧《秋海棠》。日本占领区的文学生态铸就了不同于国民政府辖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争叙事模式,这些作品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指涉战争,既丰富了战时文学样态,也是对日本占领区日伪提倡的一元宣传文学的反抗,同时为理解战争与文学、复数战争文学、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战争叙事

在现代中国,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是战争文学叙事的主流,但性别视野下,男女作家的叙事并不完全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女性作家的战争文本显示了对主流话语一定的疏离,透露出战争叙事不应有的漠视和遮蔽。对这种差异的把握与反思,将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写作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八路军军政杂志》“通讯”的战争叙事

由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出版发行的《八路军军政杂志》是展现抗战相持阶段我党政治、军事动态的重要阵地。它的通讯文章细致地体现了相持阶段党的军事高层的战争策略,而服务于战争策略的这种战争叙事对后来中国主流的抗战文学中的战争叙事影响很大。

现代战争叙事中的性暴力与话语禁忌

战争与性暴力紧密相连,但在传统文化中,只有当女性将之转化为贞节话语的一部分时,性暴力才会被讲述,它成为一种文化禁忌,这种禁忌在现代战争叙事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再次体现出来。虽然女作家源于性别立场,有着对传统性暴力叙事的变现,但由于将这种变现寄托于民族主义,变现终未彻底。这表明,传统贞节话语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共谋,使得对暴力主体的道德反省缺乏,性暴力对女性的戕害本质被忽视,这是性暴力行为在日常生活和战争中绵延不绝的原因。

《西线无战事》的战争叙事与叙事视角阐释

《西线无战事》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它以普通士兵的叙事视角颠覆了非正义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它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展示了极限状态下生命被扭曲时所体现出的虚无。这一叙事典范深刻地揭示了侵略战争给人所带来的毁灭感。

由《血战钢锯岭》看美国电影的战争叙事

在演员生涯中以战争片知名的梅尔·吉布森在转型为导演后,对战争题材亦是情有独钟。为其赢得第89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提名的《血战钢锯岭》正是被认为"老派"的吉布森的一部战争片杰作。同时,电影工整的叙事格局、宏大的视觉场面以及叙事中充沛的感情等,都在让人心潮澎湃的同时,体现出一种战争片的"美式"意味。单纯就战争叙事而言,《血战钢锯岭》可以被视为一部具有教科书意义的范例电影。

“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小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这种叙事模式的一个范例,《亲人》的 战争叙事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通过个体的牺牲而使“胜利大团圆”成为可能。《亲人》 的战争叙事模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儿童电影的战争叙事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儿童电影的战争叙事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取向,这与新时期初文艺思潮的转型密切相关。创作者立足于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维度,在传统的英雄叙事之外,又采用个体化的成长叙事、反思性的残酷叙事、反讽式的戏谑叙事等方式,重新审视革命与战争的本质,体察战争中的人情与人性,思索战争与儿童命运之关系,凸显战争中个体生命的意义。影片在叙事内涵、叙述视角、叙事策略和叙事风格上有诸多发展和创新,呈现出丰富的创作思维和美学特征,使中国儿童电影的战争叙事在精神内容和美学表现上取得了更有深度和更为多样的发展,提供了独特地映照“战争与和平”这一世界性命题的“窗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