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二元对立与多重视角: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考察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因每个人的战争体验、知识结构、职业性质、生活阅历等不同而差异较大,确实也存在保守派、右翼分子与进步派在战争责任认识上的二元对立现象,但简单的二元对立难以说清战后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复杂性。重溯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国际环境影响和亚洲邻国人民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可见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与刺激,虽然改变着部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但未能从根本上撼动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总体框架。这是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历史“共有”的重要原因,也是东亚历史和解任重道远的影响要素。

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近代以来以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为首的日本佛教各教派追随日本政府对华侵略,在中国各地开教立寺,传教布道。在宗教输出的同时,从甲午战争经八国联军战争、日俄战争、武装干涉西伯利亚战争、直至30年代全面侵华战争,均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了诸如派遣随军使、战场布道、鼓励杀人甚至直接上战场参与进攻南京的战争等大量的侵略活动。自古以来的“镇护国家”、“王法为本”的“入世”、“附政”精神传统成为其处理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始终与政府的侵略国策紧紧地绑在一起,充分显示了政教一体的特征。其重大的战争责任难辞其咎。

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绝大多数文学家都是“战争协力者”，然而战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声讨和追究却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半途而废。日本战后文学的总体倾向，实质上不是反对“战争”，而是反对“战败”；不是反省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而是刻意表现日本人本身的受害。更有一批作家反抗战后的和平秩序，发泄对战败投降的不满和悲哀，甚至公开为侵略战争辩解。而揭露侵华战争罪恶，真诚反省的作家。

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何以未被追究

东京审判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是造成战后日本社会对历史认识缺失的主要原因。裕仁天皇绝非别有用心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位“无权且无辜的立宪君主”,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和积极参与者,是日本军队的统帅和精神领袖。二战后,正是美国的蓄意开脱和裕仁及日本当局的百般抵赖,使得裕仁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这一后果是,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一再翻案,右翼势力日益猖獗,导致东亚局势的动荡不安。

国际法视角下日本战争责任之再认识

二战期间,天皇作为日本皇军至高无尚的最高统帅,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二战结束后,为借助日本遏制苏联,美国对日本采取扶持的政策,对裕仁天皇实行了姑息和包庇,使其不仅逃脱了惩罚,而且仍留居其位。本文主要分析日本政府如何为天皇开脱并否认其战争责任,以及日本国内存在的对天皇战争责任的正确认识,以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倾向,也有助于认识日本国内从战后至今日渐右倾的个中原因。

试论日本教育近代化的不彻底性——基于战争责任的视角

一般认为,日本通过学习欧美建立起近代教育制度,是"后发型"国家教育近代化成功的典范。但实际上,日本的教育近代化并不彻底,强调"忠君爱国"的封建性理念,德育中心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方针等,表明日本的近代教育在本质上是非近代的。非近代性的教育,不仅沦为天皇专制统治的工具,将国民教化为盲目服从权威的"忠良臣民",更为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进行思想造势和兵力动员,致使民众把为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卖命当作"尽忠报国"。质言之,民众也是对外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责任主体,教育近代化不彻底是导致近代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对外扩张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德国史学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的争论

在德国史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20世纪20-30年代,主要针对《凡尔赛和约》的相关宣判,一部分德国史学家编辑出版了大量外交档案,极力为德国开脱责任,从而在国际上引起激烈争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汉堡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以其论述德国战争目标的论文,对德法两国一度达成的一致意见提出质问,再次引发激烈争论。这些争论既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联系,也与参与者的政治态度和民族情感息息相关。时至今日,不同观点依然存在,只是研究重点发生了明显转移,研究方法也出现了较大更新。

宋神宗开边的战争责任与政治解说——兼谈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与现代话语

宋神宗朝与交趾、河湟和西夏间的战争须以宋神宗"恢复汉唐旧疆"的整体视野去认识,不能孤立地看待。从开边的整体计划和目标而言,宋神宗开边全面失败。宋人对战争责任的评说多是皇权政治和华夷观念下"责不在君"和"曲不在华"的政治解说。北宋与交趾、河湟、西夏等政权相互交往时秉持着相互认同的华夷观念和朝贡礼仪,其国际关系格局是垂直结构和等级制,所寓含的逻辑与近代主权国家观念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下的平等和水平关系完全不同,不能以现代国际关系的话语解释宋神宗开边问题。

从《花之城》看日本“征用作家”的战争责任

文学作品在记录历史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井伏鳟二在《花之城》中虚构了日军占领下的新加坡市民的和平生活,讴歌了日本的对外战争。其原因除了战争时期政府的高压统治以外,日本作家自身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战争中,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都没有从意识形态上去认识、判断、怀疑过战争,进而导致了他们对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轻信和盲从。然而,历史的真相却不能因文学的虚构而被掩盖,文学家在"传承历史"问题上的责任重大,研究文学家、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了解日本文学家与战争的关系,还可以为研究战争提供一个途径。

试析日本掩盖战争罪行与推卸战争责任的原因及实质

８０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及少数政界要人公开掩盖侵略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联系到冷战后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而进行的的一系列举措，可以认为，日本的这些表现，其实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为历史翻案，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做思想和舆论准备，这一切应当引起世界尤其是亚洲人民的警觉。

试论二战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兼论国民的加害者及受害者角色

二战中,日本"国民皆兵"、"举国一致"疯狂对外扩张侵略,国民也是战争参与者和责任主体。对于中国等被侵略民族而言,日本国民是战争加害者;在日本国内,国民则是战争受害者。日本国民的战争加害者角色及受害者境遇,一定程度上是由强调"忠君爱国"、以培养对天皇等权威绝对顺服的"忠良臣民"为目标的近代教育灌输所致。教育及教育工作者沦为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的工具和帮凶,对对外侵略战争负有间接而重大的责任。

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兼驳日本右翼“天皇无罪史观”

昭和天皇裕仁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其在位期间 ,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裕仁的战争责任 ,战后日本主流社会一直讳莫如深。事实上 ,裕仁并非和平君主而是战争罪魁。《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了裕仁皇权的绝对性。在裕仁的指导和纵容下 ,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 ,进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裕仁与一系列的战争暴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裕仁还人为地延迟了战争的结束。天皇制的存在 ,成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罪责的免罪符 ,成为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社会基础。

日本医学界对战争责任的反省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医学界的进步人士开始从医学伦理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并围绕着731细菌部队等有组织的医学犯罪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和实证研究。这种检讨由开始时自发的、少数人的行为逐渐发展为日本医学界有组织的、众多人参与的活动。活动的活跃展开,必将有力地推进日本政府、医学界对于医学犯罪的责任认识,带动全社会的战争责任反省。

从《检证战争责任》到《我所体验的靖国论》——论渡边恒雄检证战争责任的不彻底性

通过剖析发现,无论是在《检证战争责任》抑或在《我所体验的靖国论》中,渡边恒雄所检证的对象都仅是"战败"而并非是"战争"的责任,也未对因日本的侵略战争而遭受伤害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表示忏悔,甚至在《我所体验的靖国论》中还包藏了挑拨中韩两国关系和重拾"中国威胁论"的祸心,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与此同时,提醒国内媒体在搜集观点时要慎重分析,要特别做到精准、客观、全面,避免给民众带来的误导。

关于追究日本生化战战争责任的思考

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在东京审判中免除了日本生化战罪责,但从法律形式上看,日本的生化战战争责任无法免除。90年代以来,人们从捍卫人权的角度对日本生化战争犯罪的追究和诉讼,从法理上其实是基于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中“对人道的犯罪”的原理。生化战伤害不是一般的战争伤害:一是它的极端反人道性,二是它的严重违背国际公约性,三是它的战后长期遗害性。战后赔偿诉讼的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诉讼的结果上,而重要的是表现在其过程中,它的确切中了日本战争责任的要害。

战争责任问题与革命外交遗产

战争责任问题在20世纪末已进入跨国司法程序。但由于它与战后中日关系和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渊源,作为政治遗产的战争责任问题和作为思想遗产的革命外交,在后冷战时代与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共生关系。日本学者从历史、社会学、国际政治学等视角对战争责任问题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这一问题意识下对战后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的再探讨是不可回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