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战略

2012年12月26日再次组阁后的安倍晋三积极推行"战略性外交",并为其外交设定了三重战略目标,即"摆脱战后体制"、建设"强大的日本"、确立日本的领导地位。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绑架美国、稳住俄罗斯、对抗中国、拉拢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布局,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安倍的外交突进影响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并造成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

试析战后日本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

战后70年来,日本的战后体制一直受到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的挑战,前后产生过三次大的企图否定战后体制、终结"战后"的动向,并引发了围绕战后体制的激烈斗争。第一次否定战后体制所追求的目标是"独立自主",第二次追求的目标是"政治大国",第三次追求的目标则是在坚持日美同盟前提下的"军事大国"。因此,战后日本围绕"战后体制"的斗争,实质上是日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斗争。

南原繁“战后体制构想”之教育观

在日本杰出的政治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南原繁的诸多活动中,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是其构建的"战后体制构想",其中"教育改革"是其重要支柱之一。他带领"教育刷新委员会"坚持自律自主的改革原则,睿智地协调文部省和GHQ,相继出台了《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法规,被誉为"战后给日本人带来最大福利"的"建国之父"。

南原繁“战后体制构想”之“天皇退位论”

“天皇退位论”是南原繁“战后体制构想”中系列政治思想体系在二战后日本现实社会的学以致用。该观点既反映出他想延续日本民族“共同体”的强烈愿望,也折射出他对日本天皇和天皇制的矛盾认知。这一点,在一生奔走呼吁世界和平、主张建立“民主”“自由”新日本国的南原繁及其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已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缺憾。

试评析安倍政权“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举措

近些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摆脱战后体制"步伐加快,安倍在其两次首相任期内尤其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为消除外部环境对"摆脱战后体制"的掣肘,安倍自第二次就任首相后不久就开始调整外交战略,提出所谓"战略性外交",针对不同对象国和地区采取不同策略,拉拢周边国家,转移其注意力。安倍政权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特征,就是利用地区矛盾纷争,突出针对中国的战略指向性,推进跨地区安全合作。由于中国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提升,以及美国东亚政策的实用主义倾向,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目标因面临诸多制约而难以如愿。

解析安倍“摆脱战后体制”战略——以日本国内为视角

2012年底,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的安倍再次入主永田町。在半岛局势多变、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国内也危机重重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为实现"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目标,安倍内阁大力推动修宪、强化军事力量、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实质是改变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谋求日本的"正常国家"地位,目的是颠覆现有地区秩序,确立日本的地区领导国地位,这必将会极大地威胁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

试论日本“战后体制”的构造(1945～1952)

日本"战后体制"包括内外两层,内层是以战后日本宪法为依据构建起来的和平体制与民主体制;外层是以《旧金山对日和约》为核心构筑的亚太地区国际体制。一方面,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将日本"战后体制"纳入战后美国的"主权"体制之中;另一方面,为阻遏共产主义发展,美国鼓励日本重整军备,使日本"战后体制"成为其冷战体制的重要构件。日本出于维护"国体"、恢复国内经济、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回归国际社会、逃避战争责任等考虑,或主动或被动地配合了"战后体制"的构建。日本"战后体制"保障了战后初期日本的和平发展道路,但其冷战功能则造成了亚洲的分裂,并阻碍着日本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成为当今亚洲新秩序的结构性障碍。

战后经济民主化对日本经济体制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形成得益于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民主化改革彻底切断了日本经济体制与过去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以"1940年体制"论等为代表的"战时战后延续论"认为,战争期间的经济体制在战后一直延续而非被切断,美国主导的经济民主化改革,并未本质上改变日本的经济体制,战时体制一直延续到今日。因此,应当对经济民主化改革重新审视。

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兼评"1940年体制"

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日本经济改革的持续进行,如何重新审视和评价战后日本经济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战后改革及其经济改革之主体是否为美国占领当局,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如何形成,其是否等同于"1940年体制"等问题成为研究焦点。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生长、基本定型和走向衰败的若干阶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战时期只是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战时经济体制的某些要素对战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研究中理论与视角的变迁

战后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周期性增长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战后经济体制的研究理论亦出现深刻变迁,曾先后出现国家垄断理论、法人垄断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理论。通过对各理论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及特征的分析与比较,本文对其中所贯穿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即:从研究动机上看,由重点分析经济体制的阶级属性,逐渐转移到解释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从对经济体制内容的理解上看,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不断弱化,非市场经济因素如组织、制度等重要性不断提高;从经济体制形成的角度看,战后经济体制与战前经济体制的连续性日益受到重视。

日本女性茶人的崛起——浅探二战后女性成为日本茶道人口主力的原因

日本茶道是世界闻名的日本文化名片之一。从室町时代茶道萌芽期到明治维新时期,茶道人口绝大多数为男性。但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茶道人口发生了极大的男女逆转。女性成为了从事茶道文化活动的主力。本文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的分析,阐明了"家庭的战后体制",即大量家庭主妇的出现和少子化的现象以及"茶道是综合文化"这一理论的确立,是战后日本女性成为茶道人口主力的关键因素;茶道为这些女性带来了无可替代的人生价值,而这些女性为茶道的推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努力和贡献。

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下日美同盟的质变

据日美双方2015年4月公布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将发生质变:由防御/威慑性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性同盟,由"区域性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由日美双边同盟转变为"日十美+X"同盟。日美同盟的质变是在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日美双方各取所需的结果。美国试图通过推动同盟质变来护持霸权,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崛起。日本期待通过同盟关系的调整,倒逼日本国内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和立法进程,"建设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日美同盟的质变将给全球格局的调整、亚太地区的安全态势、日美同盟本身、日美两国及中国带来重大影响。

南原繁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谢罪”认识与影响

日本著名思想家、政治学者、教育家南原繁对日本侵华战争有强烈的"谢罪"认识,其知性学术思想——"战后体制构想"中"永久和平论构想"和"天皇退位论构想"等思想体系,对日本战后的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日本社会影响极大。今日重新研究南原繁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谢罪"认识和影响,对东亚地域稳定的和平发展态势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日本修宪与宪法第九条问题研究

美国"钦定"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放弃战争和武力威胁、不拥有一切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按照这一宪法规范,战后日本理应是一个放弃包括自卫战争权的非武装国家。然而,第九条并没有得到信守。美苏关系由协调走向对抗,进而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实施,使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出现重大调整,战后日本外交和安保路线在右翼政府的主导下随之乘势转轨。其结果是:自我否定国家立场和国际承诺,以政府解释改变九条规范,使重新武装合法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谋求修宪,以彻底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

中唐元载理财事迹考

自安史之乱爆发后所逐步重建起来的唐代后期之理财体制,在具体的措施创革上主要依仗于第五琦和刘晏两人,但在整个财政体系的具体运作与协调上,则由另一理财官僚元载主持。无论是在平定安史之乱期间参与的理财活动上,还是在战后王朝复兴时期努力维持财政体系的运作上,元载都充当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但后人历来视他为"权臣"、"奸相",其理财官僚的历史面目往往遭到忽视。通过考察元载的理财活动,对其予以恰当评价。

试析安倍政权的国家战略——以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

安倍上台后,积极推动修改宪法。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加强军事部署,采取演习、阅兵等手段威慑中国,表明绝对不会让步的决心。日本非法"购岛"一年多后,仍然执意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强硬,在钓鱼岛争端中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日本新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各个阶段其目标、手段和内涵是不同的。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中曾根康弘打着"战后总决算"的旗帜,追求政治大国化。安倍上台后,日本的国家战略面临新的转型。他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追求军事大国化。

日本加速向“正常国家”迈进

2007年1月9日上午,日本战后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防卫厅”正式更名升级为“防卫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任命原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为首届防卫相,并在防卫厅升级仪式上表示这是“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建设新国家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日本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不仅表明了日本国家“组织架构”的显著突破,也标志着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在实现“正常国家”战略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而为修改日本战后《和平宪法》,成为“正常”的政治、军事大国扫清了障碍,并将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国际安全格局以及中日关系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修宪派”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考察

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倾向。日本修宪的主张起源于战后日本的"修宪派"。"修宪派"在战后初期曾遭到美国的压制,一度获得政治主导权之后曾立志摆脱美国主导的所谓"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但是他们的尝试没有成功。安倍晋三是"修宪派"的继承人,他利用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再次提起修改宪法问题,为摆脱"战后体制"、加强日本独自的防卫能力进行挑战性尝试。安倍虽然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但是骨子里却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要摆脱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日本的大国地位。

解析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

本文从国际战略及国际政治理念分析入手,对当代日本战略性外交及政治诉求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和诠释。其一,日本的战略性外交作为体现日本主体性的、旨在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对外关系样式,充分表现出力求摆脱"和平宪法"、谋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其二,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表现为:以解禁乃至行使集体自卫权,谋求日美同盟的对等性;通过价值观外交,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介入南海问题,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等等,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本文认为,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不仅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环境,而且导致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通过战略性外交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日本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