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战后处理问题的主张与设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为世界的和平而战。中共一直关注战后中国和战后世界的建设,支持同盟国的协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对日处置上,要求贯彻《波茨坦公告》精神,管制日本,根除战争因素,维护远东和平;在盟国关系上,强调大国的合作与一致;同时也努力争取在受降权上应有的地位和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处理问题上的主张和努力,体现了非凡的自信和能力,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日和约及外交政策具有深远影响。

试论国民政府在战后处理上对大国关系的构想

作为战时大国政府,国民政府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建立,始终坚持中、美、英、苏等大国在国际组织中的特殊地位和主导作用,并主张四大国共同协商、统一安排战后处置和远东问题,力图在其他盟国的支持下履行地区大国的责任。在与各盟国的关系中,国民政府毫不犹豫地追随美国,还希望美国加入中苏交涉、在棘手的东北问题中引入美国因素。国民政府在战后处理上对大国关系的构想及努力,使中国得到了美国诸多援助,国际地位得到提升。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基本实现了中国抗战的主要目标。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盟国间的利益纷争和矛盾显然没有充分认识,不但影响了对战时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争取,而且对战后大国关系及中日关系都有深远影响。

战后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问题发生及其国际处理规范

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固有领土论"话语对抗演变为"安全保障论"威慑,但对俄罗斯,日本竟以"不固执于领土问题"的妥协姿态恢复了作为"最终战后处理"的和平条约谈判。研究对日战后处理的历史表明,盟国对日本的定义相当于其所谓"固有本土"的四个主岛以及邻接小岛,日本领土的基本概念是主权受限于"盟国决定权",在美国的冷战政治操纵下日本才主张"固有领土"而与邻国发生岛屿争端。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一贯坚持的战后处理规范是,把日本的"北方领土"要求与冲绳问题相关联,日俄关系得以回归缔结和约的国际法进程。如果缔约导致"冲绳返还"取得俄罗斯谅解,"钓鱼岛问题"可能被美俄日复合条约机制所定义而迷失于脱离战后处理外交的歧路。

简述礼的思想对春秋时期战争的影响

《左传》记载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战乱频仍,而春秋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视礼节的时代。

蒋介石与战后国共相争中的日本人角色

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至1949年大陆政权更替,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如何处理包括战俘与侨民在内的滞华日本人的?本文依据《蒋介石日记》与相关原始档案,论述了对这一问题所含若干侧面的考察结果。其中,第一节"胜利之初蒋介石对日本战俘的处理方针",揭示了蒋遣返日俘政策的多重性质;第二节"国民政府对日本技术人员的留用",展现了留用日籍技术人员的目的及基本方针的变化;第三节"蒋介石在另起炉灶后的运用日人",分析了国民党在大陆崩溃前后蒋招聘日籍军事教官和组建"中日义勇军"计划的前因后果。结论显示:战后国共相争以两党隔海对抗为结局,和日本人发挥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在研究战后的国家重构时,日本人所充当的角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战后中日关系的“钓鱼岛问题”史——知识生产与传播战略再思考

追求"世代友好"的中日关系终因"钓鱼岛问题"陷入准断交危机,颠覆了观念先行的伟人崇拜外交学叙事。以"问题史"知识生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想象和战略空论,发现"钓鱼岛问题"作为战后处理的国际法体系缺陷规定着结构性的可持续冷战,认识和解进程与国际秩序转型之间的历史逻辑,才能明确在国际传播主体性和外交能力重建前提下化解危机的方向感。战后初期,日本以中国名称体系向盟军呈交钓鱼岛,默认中国权益,直到日美交涉琉球返还才试图重占,受到中国抗议才虚构"固有领土论";其后经中日邦交正常化达成"搁置争议"共识,但日本无意信守而利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修复"固有领土论"立场并尝试实际占据——虽然在中国交涉下恢复了"无人岛"原状,却是无解化的开始。中日关系危险地纠结于战后处理的民族主义原点,领土问题的条约交涉不能再拖延。

战后初期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观

自日本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时起,战争责任认知问题就成为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各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却呈现出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扭曲异化的样态。日本报界先以"国体护持"为幌子,对战争责任采取淡化、漠视的态度,试图以此消除与日本战争责任相关的舆论。其后,随着战后民主化改革政策的实施,日本报界开始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行动,对战时形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战时体制进行了改革和重构。但是,日本报界一直坚持"一亿总忏悔"的宣传基调,企图模糊战争责任主体,扭曲战争责任追究的内涵,并始终以"受害者"作为日本的身份定位。由此可见,战后初期日本报界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是日本战时体制思维的延续。

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以宽容与反省、记忆与忘却为分析框架

1972年9月中日顺利实现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10月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此后的中日关系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黄金时代”。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又陷入了“周期性恶化”的困境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战后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也是中日两国历史和解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围绕《波茨坦公告》展开的历史斗争

《波茨坦公告》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战胜法西斯力量过程中形成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石之一,在人类的进步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时代条件的复杂性,《波茨坦公告》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种种障碍,使得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主要成员应有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清洗不够彻底。本文分析了《波茨坦公告》的历史作用和落实过程中的分歧和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教训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