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新电影”运动对中国电影“新浪潮”的多维影响

借助比较电影学中"影响研究"的方法,聚焦中国电影"新浪潮"接受外来影响的基本问题,即将中国电影"新浪潮"置于"世界电影"的视域进行比较考察,力求深入探寻中国两岸三地"新电影"在各自发展历程中所受战后欧洲主要"新电影"浪潮的多维影响。在深入论述中,力求以中国电影"新浪潮"影片文本表征的美学特征为依据,梳理和归纳中国电影"新浪潮"勃兴的主要影响源,并对其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综合阐发。

凯恩斯论战后欧洲和平的启示

1919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为经济顾问随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会的条约审议工作,由于对《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不满,他愤然离去并随后完成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并称签订该条约是人类文明史上“由一群残忍的胜利者做出的最邪恶的事情”。凯恩斯对重建欧洲秩序的必要条件及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他的论述日后成为国际问题学者解读战后欧洲和平失败原因的主要论据。哈耶克表示,那一代的欧洲人曾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启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化,各国面临严峻的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的挑战。本文解读凯恩斯当年关于战后欧洲和平的论述,意在通过领悟历史经验来强调把握当今国际治理中多边主义与合作共赢必然趋势的重要性。

五国外长会议与战后欧洲和平的构建

二战末期,反法西斯同盟国设立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并授命其作为准备对战败国和平条约草案的专门机构。前期,在处置五个法西斯仆从国的问题上,大国能够利用外长会议互相妥协,通过多边合作缔结了极为重要的五国和约。后期,由于东西方大国的矛盾彻底激化,双方在对德和约的问题上失去了合作基础,外长们也因此难有作为。外长会议在设立之初便兼具大国合作与对抗的因素,在构建战后欧洲和平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的不足之处。

八边形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战后欧洲事务的规划

八边形会议是盟国在诺曼底登陆以后所进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在盟国对战后世界规划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主张严厉制裁德国以创造美苏战后合作的基础,利用租借建设一个相对强大的英国以保障欧洲和平,意图以此建立美、英、苏共同维护下的欧洲和平,以较小代价延续美国在战时获得的盟国领袖地位。

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

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归根结蒂,乃是指他体察了欧洲战后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反省现代性。因是之故,梁启超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思想解放的原则,应同样运用于对待西方文化;反对“科学万能”论,科学当与人文并重;“吾国人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且其新文化的主张表现了突出的个性。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富有合理性与前瞻性,大大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代表其时国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的向度。

党史新语

觉悟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搭乘法国邮船“波尔多”号前往欧洲求学。战后欧洲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潮纷然杂陈。周恩来广泛涉猎各种思潮,经过反复学习和思索,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他还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彼得·卒姆托“诗意”建造的形式与材料研究——以克劳斯兄弟教堂为例

瑞士建筑师彼得·卒姆托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设计的建筑作品以其“诗意”的气质而闻名,致力于回归建筑的真实性探索,是当今建筑界备受关注的建筑师。文章将简析彼得·卒姆托的经历,以战后欧洲艺术角度为切入点,追溯其作品的建造形式。文章以克劳斯兄弟教堂为例,从建筑形体和材料构造两个方面分析其作品及思想,以获得对其作品的超越形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