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美苏英三大国战后秩序观初探

二战尚在进行中,美苏英三大国就着手规划战后秩序。美国主张修正的威尔逊主义的全球秩序观,苏联坚持基于领土和势力扩张的自身安全观,英国则强调均势基础之上的大国合作秩序观。战时三大国战后秩序观各不相同甚至存在较大分歧,并且均有一定的欧洲中心色彩。其中,美国对战后秩序规划的贡献相对较大。

从国际粮食问题会议到世界贸易暨就业组织会议——中国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

盟国重建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始于1943年国际粮食问题会议,其后又历经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贸易暨就业组织会议,最终搭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框架。从国际粮食问题会议起,中国参与了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全过程。虽然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但中国仍在若干重要规则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建言,尽可能为工业落后国家争取了一定的发展环境。很大程度上,中国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发言权得益于政治上的四强地位。

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与战后国际秩序

战后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规范与机制。受强权政治和垄断资本的侵蚀破坏,战后国际秩序许多合理成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中国的新国际秩序观尊重战后国际秩序的本原设计,旨在推动国际秩序回归《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与创新。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

战后全球性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载体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总体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二是国际经济秩序。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主要体现为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美国主导时期、制度改革的源起和发展时期、自由市场转向时期和国际秩序改革新时期。在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改革和调整的新时期。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将是百年变局的一个核心议程。考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将为思考新时期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启迪。

二战期间英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与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希望借战争机会重建其霸权地位,并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展开了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但英美双方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存在根本性分歧,两国因而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最终,由于严重的国力衰退和战事的实际进展,英国的构想大部分未能实现,美国主导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建设。英国的战后世界秩序构想方案,反映了其国家领导集体长期以来的全球治理思想与实践,均受到殖民帝国主义理念的深深毒害。其在二战中所提出的战后秩序设计仍保有战前殖民帝国主义的浓重色彩,毫不顾及民族自决原则,彻底违逆人类进步发展的时代大潮。

中国与“二战”后亚洲秩序的重建——以“二战”后越南问题为中心的讨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开始以世界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战后亚洲秩序的缔造。为了消除美、英西方强国对中国战后领导亚洲的防范心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极力主张由中美联合扶助战后越南独立,希望利用美、英在战后亚洲殖民地处理问题上的矛盾,借助美国的支持来抗衡英国的干涉。战争后期,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和法国国际地位逐渐提升的不利国际形势下,蒋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法,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通过积极改善中、法关系,切实保证中国在越南的现实利益。受制于战后国际局势的逆转和中、越两国内部政治局势的恶化,蒋介石主要从道义上声援越南民族运动,无力提供实际物质方面的援助。

“天真的”伙伴关系——浅析罗斯福关于在战后世界与苏联合作的理想主义想法

此文主要是依据沃伦·金博尔的《魔术师:战时的政治家富兰克林·罗斯福》(Warren F.Kimball.TheJuggler:Franklin Roosevelt As Wartime Statesman[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1)的第五章《"家庭圈子":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构想》("The Family Circle":Roosevelt’s Vision of the Postwar World),加以翻译,并通过参照其他资料,试对罗斯福关于美国能与苏联成为战后合作伙伴的理想主义想法进行研究。

凯恩斯论战后欧洲和平的启示

1919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为经济顾问随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会的条约审议工作,由于对《凡尔赛和约》的内容不满,他愤然离去并随后完成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并称签订该条约是人类文明史上“由一群残忍的胜利者做出的最邪恶的事情”。凯恩斯对重建欧洲秩序的必要条件及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他的论述日后成为国际问题学者解读战后欧洲和平失败原因的主要论据。哈耶克表示,那一代的欧洲人曾深受凯恩斯思想的启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化,各国面临严峻的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的挑战。本文解读凯恩斯当年关于战后欧洲和平的论述,意在通过领悟历史经验来强调把握当今国际治理中多边主义与合作共赢必然趋势的重要性。

浅论二战结束后国际秩序调整和国家间关系

首先，文章从政治领域法角度对战后国际秩序及国家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联合国与国际联盟的根本区别及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接下来，又从经济领域的角度，论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并具体说明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两大阶段。

钓鱼岛主权若干问题辨析

钓鱼岛问题是涉及我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日本非法"国有化"购岛,激化钓鱼岛争端,既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恶意挑衅。本文从钓鱼岛主权、日本编造历史、美国立场等对日举证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梳理,并对未来中日钓鱼岛争端态势做出判断,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立场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是无可争辩的,但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欧共同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重建

中欧关系在二战后的每个阶段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拓展和深化。当前,国际体系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期,在认识到中欧关系战略基础的同时,为了推动其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对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进行与时俱进地再界定。中欧要对共同崛起互相确认,共同维护战后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建,合作推进世界的平衡发展。只有双方共同认识到新时期相互关系的战略意义,中欧关系才能跃上一个新台阶。

试析《租借法案》在英美经济霸权转移中的作用

《租借法案》是二战期间美国为援助英国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而出台的一项重要法规。据此法规,英国从美国得到了巨额的租借援助,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方面,美国以租借援助为杠杆不断向英国施压,迫使其接受美国所倡导的重塑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该要求不仅意味着英国在战后将失去保护其脆弱经济的屏障,也预示着将世界经济霸权之位拱手让与美国。为此,英美双方在第一阶段租借补偿谈判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另一方面,根据《租借补偿协议》,美国对英国的美元储备及出口做了严格限制。这使得英国出口急剧萎缩,财政赤字不断加剧,经济严重依赖美国,为了战后经济和平转型及重建,英国再次向美求援,是为第二阶段租借谈判。二战结束后,美国停止了租借援助并与英国就租借物资展开了总清算。

战后东亚秩序的“帝国”结构原理:从“阵营对抗”到“正常化”

"钓鱼岛问题"危机化带来了互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话语斗争,但东亚的"秩序论"实证知识前提缺位。帝国主义军事殖民被世界大战终结,战后东亚是"阵营对抗"模式的"新帝国秩序"。美国通过政治、知识对话在日本确立"美国信仰",发展出成熟的制度化同盟。"一边倒"的中苏同盟基于普世价值信仰,但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欠缺把国家失败的历史真相转化为知识思想的改革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苏联信仰"消退后中国就不再忍受"社会帝国主义"压迫;美国乘机通过遏制苏联、控制日本的战略对话把中国纳入了"正常化"秩序。"美帝国"权力扩张带动日本"帝国精神"复活,战后中日关系遗留的战争责任和领土处置问题反复发作,美国则利用来强化日美同盟,构成压迫中国的象征暴力。无知于这种战后国际传播能力竞争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东亚秩序的现在和未来。

二战后东北亚秩序:延续、遵从、权力转移与挑战

东亚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竞争,一方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另一方是美国和日本,东亚的地区秩序正在从美国绝对主导向中美不对称的两极结构转移。中国的实力和行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也在为地区共享福利而展示其善意,在地区制度化发展方面提出了利益共享的各种倡议。美国"再平衡战略"在扭转东亚的总格局、向有利于美国利益方向发展方面取得了部分效果,但是57个国家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事实说明,中国在一些方面扳回了美国战略的压倒性态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抗为日本加速成为正常国家的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和催化剂。东北亚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行为体和它们之间的互动:中国在民族复兴目标与保护主权利益的民族感情方面的能力平衡;美国对于中国国力发展的真实态度;日本民族主义复兴的目标以及它与中国和韩国的复杂战略联系;朝鲜的政权稳定和核武器的发展。尽管中美存在竞争关系,但是仍经常在全球治理和其他国际性热点问题上存在着共治和相互依赖的需求。因此,中美竞争的管控是地区秩序稳定的关键。

重建战后金融体系的努力:国民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43年初,英、美两国先后对战后国际货币经济秩序提出设想,中国成为第一批被邀请参加讨论的国家。国民政府组织专家对英、美方案仔细比较、反复权衡之后,得出英案较为有利的结论。并准备相应的交涉提案,旨在最大限度争取战后利益。当年7月,国民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参加专家讨论会,促成了《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以此为基础,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顺利召开,44个成员国正式达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为战后国际货币经济秩序作出重要制度安排。

"尼克松冲击"下日苏关系的调整与"北方四岛"问题(1971—1973)

1971年尼克松宣布访华之后,日本和苏联开启了战略性接近的步伐,其标志就是1972—1973年举行的两次和平条约谈判。两国之间实现政治和解的最大障碍是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对国后、择捉两个大岛的处理。由于日本始终不愿放弃对相关岛屿的主权诉求,苏联拒绝了来自日方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以“剩余主权”为前提的“分阶段返还”,旨在获取“事实主权”的长期租赁协定,以及寻求第三方势力介入的“国际途径”。之后,随着国后、择捉两岛的军事战略价值越发受到重视,以及国内“资源保护派”等保守势力的抬头,加之对美欧外交的进展降低了拉拢日本的紧迫性,苏联又相继撤回了经济和人道层面的对日让步措施。至田中角荣访苏之际,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机会窗口实际上已经关闭。在冷战时期有关“北方四岛”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既能看到美苏两大阵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对抗,又能看到日苏两国围绕战后秩序安排的修正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从小笠原群岛施政权返还看日本对美领土交涉的策略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对日本领土的规定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突破上述限制,便意味着日本距摆脱战败国标签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因此,日本在战后一直积极主动地寻求领土问题的解决。对日本来说,奄美问题、小笠原问题乃至琉球问题是一个整体,三者虽然是渐进式解决的,日本政策的逻辑性却贯彻始终。美国将奄美群岛施政权返还使日本确信美国并非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捍卫者,而通过小笠原群岛施政权返还,日本则再次确认建立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向太平洋发展的岛链才是美国掌握托管岛屿之目的。在日美军事同盟的框架下,只要美国的战略需求得到满足,《旧金山和约》第三条所规定之岛屿的相关权利乃至战后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都是可以谈判的筹码。上述经验对日本之后的对美领土交涉策略至关重要。

围绕《波茨坦公告》展开的历史斗争

《波茨坦公告》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战胜法西斯力量过程中形成的重大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石之一,在人类的进步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时代条件的复杂性,《波茨坦公告》在落实过程中遇到种种障碍,使得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主要成员应有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清洗不够彻底。本文分析了《波茨坦公告》的历史作用和落实过程中的分歧和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教训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