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战后小说中的“洋公主”和娼妓形象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的韩国社会中,因经济凋敝和家庭生活贫困,“洋公主”和娼妓这一女性群体大量出现,韩国战后小说对其进行了深入地描写和刻画,她们的形象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破坏韩国传统的贞烈观,冲击传统的道德伦理秩序;二是遭受父权社会的诘难、外国士兵的凌辱、家人的鄙视等多重压迫;三是因道德的羞耻感与负罪感,对自我进行否定性评价;四是丧失话语权,沦为沉默的他者。被迫沦落风尘的她们也成为展现战争带给人类创伤与痛苦的载体。

试论战后初期韩国对美国经济依附的缘起

二战结束后,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的地区,并在这一地区扶植成立了资本主义韩国。韩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深深依附于美国。原因有三:韩国自身经济发展条件有限,加之战争创伤沉重,而美国亦乐于在这一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地区插足,建立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

韩国战后文学批评话语中的传统观

韩国战后的批评家们立足于战争的体验和精神创伤,直面审视当下的社会问题,思索人类的灵魂,在混乱中逐步梳理争论,努力建立战后文学的新秩序。其中民族文学论者和现代主义论者关于传统的争论以及对战后文学现状的深刻反省,对韩国现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二战后韩国的戏剧

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韩国社会混乱复杂,为韩国剧作家提供了创作温床。虽然老一辈剧作家还是积极创作爱国和反共的理念剧,大众剧也处于较低水平,但众多新世代剧作家的登坛却给剧坛带来了新活力。新世代剧作家们的作品主题多样,包含了战后社会的废墟性、人民悲惨的生活以及种种社会变化和矛盾,此外,他们用积极创新、探索和实验的精神,对传统写实主义进行了修正,尝试新的戏剧写作手法,将西方戏剧和戏剧理论翻译介绍到韩国,极大地促进了韩国戏剧的发展。

韩国国家建设初探:对韩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认识

二战后韩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建立现代化国家,主要包括民族统一与主权独立、工业化和民主化三个方面。这一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李承晚-张勉不成功的国家初建、朴正熙用威权推动工业化的"国家重建"、全斗焕-卢泰愚的民主化转型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建国"。本文有三点新认识:不完整的国家建设限定了韩国发展道路的选择;经济发展是由威权主义、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的;民主建设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与西方民主制度的特性密切相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有关中国的书写甚少,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冷战时局不无关系。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战时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因素,通过对比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的“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可以解读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即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置于冷战的对立方,被描写为朝鲜军队的“帮凶”。

文化创伤视角下的韩国战后电影导演俞贤穆研究

俞贤穆是韩国战后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执导四十多部电影,对韩国战后的文化创伤构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韩国电影界和学术界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在叙事方面,俞贤穆的电影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通过特殊国情下的典型人物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叙事空间再现战后的社会生活,引发了韩国观众对群体性创伤的身份认同。在镜头语言方面,俞贤穆利用表现主义画面表现手法,通过电影人物的情感传递和民族情感的隐喻表达完成战后社会的艺术重塑,使韩国观众形成“共享创伤”的情感共同体,成功实现了韩国战后文化创伤的银幕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