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再发现:战时语境与民族主义的传播(1931-1936)

本文尝试以战时语境为讨论框架,考察《阿Q正传》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至1936年鲁迅逝世之前的阅读接受历程。作为新文学的经典之作,《阿Q正传》因其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揭示,以及前阅读经验的沉淀所关联的传统中国之文化体系,在抗日战争语境中承担了凝聚民族主义情感的象征意涵。舆论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批评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联系起来,发明出标记了战时记忆的词汇“阿Q精神”,则进一步表明文学语言如何内化为中国本土性的政治文化诠释,以一种抵抗式的表达为战时语境中的民族意识赋形。

战时语境中对阴谋与欺诈的反动——以荀子诚信观为中心

战国后期,兼并战争渐入高潮,战争成为人们的中心话题,并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战时语境。战时语境不仅营造了诚信缺失的土壤,而且为欺诈之风推波助澜,传统道德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物极必反,荀子应时代的需要,著述立说,从个人修养、官府政事、军事行动、外交策略等诸多方面,深刻地清算了欺诈与阴谋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其诚信观对后世伦理观念、军事思想、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战时语境中荀子的诚信观

战代后期,兼并战争渐入高潮,战争成为人们的中心话题,并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战时语境。战时语境不仅营造了诚信缺失的土壤,而且为欺诈之风推波助澜,传统道德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物极必反,荀子应时代的需要,著述立说,从个人修养、官府政事、军事行动、外交策略等诸多方面,深刻地清算了欺诈与阴谋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其诚信观对后世伦理观念、军事思想、政治理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独有丹青写史诗:战时语境下的抗战旧体诗词创作

抗战爆发后,不少新文学作家纷纷“勒马回缰作旧诗”,旧体诗词再次勃兴并掀起创作高峰。战时语境下,诗人们用“旧形式”弘扬抗战精神和抒发爱国情怀,将抒情形象的塑造作为旧诗词创作的美学目标,表露出鲜明的时代印痕和主流意识形态。但遗憾的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抗战旧体诗词研究与创作形成巨大反差,其价值意义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毫无疑问,战时语境下的旧体诗词有着重要价值和广泛影响,不应该被排斥于抗战文学之外,应给予足够重视。

关注现实与超越性反思——战时文化语境下徐訏的文学实践与生命体验

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但战时环境更能激发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身处战时文化语境的徐訏,一方面以笔为旗、以关切现实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活动参与祖国的抗战事业,在动荡的时代中为人们提供精神的食粮和光明的希望;另一方面以战争作时代背景,创作了许多带有心理哲思色彩的小说,从文化与哲理的层面来反思战争、人性和生命的种种问题,代表了战时中国文学中文化哲思的一脉。

从《白鹿原》看战时语境铺设对文本意义的多重影响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中战时语境的铺设,是其小说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确保文本语境构建完整合理的前提下,这种话语情境的设置还对文本主体结构的架置、叙事节奏的起承转合、主题意义的深化等多个层面都起到了重要影响,它是作品叙事层面构建的关节点所在,它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整个文本的意义呈现效果,推动了作品意蕴的深化和升华。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回忆”与“认同”之间:萧红《小城三月》释读

萧红晚期的部分作品在“回忆”的小说诗学形态上着力经营,《小城三月》即是一个范例。本文以“回忆”的叙述形态为核心线索,从文本细读出发,分析小说在回溯性总体视野下利用建构性的少女视角所创设的小城情境与人物谱系,并关联萧红的作品序列、生活经验与写作语境对这部小说进行再阐释,试图展现萧红在1940年代总体战争背景与个体迁徙经历的双重动荡中,通过回忆与书写进行自我对话、反思并努力建构认同的主体状态。

战时左翼音乐理论建构与思潮论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笔记之一

从1931年到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构成我国近现代音乐生存、发展诸条件的战时语境。其间,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新音乐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反映论为指导,初步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建构,并在音乐本质、新音乐、战时音乐这三个命题上引起不同意见和主张的论争。左翼音乐家作为音乐界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却在这场论争中对不同意见意气用事,甚至把民主爱国音乐家视为异己,从而为日后音乐界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形成与发展埋下种子,带来负面影响。

“成长”与战时主体塑造——以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为中心

姚雪垠在抗战时期强调文学主题的"组织性和教育性",并成功塑造出了农民兵的文学形象。他在继《"差半车麦秸"》之后创作的《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初版本中,运用地方口语写出了"农民士兵大众的新声音",在日常化叙事中展现出个体向历史敞开的情感价值图景。在"启示光明"和召唤抗日力量的意义上,"差半车麦秸"、牛全德等"阿脱拉斯"型人物形象表明新的历史主体正在诞生。这类讲述战争将人组织起来、个人走向集体的故事,生成的是一种有关"成长"的文学形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改作"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以"改造"代替"成长",带出的是革命主体塑造、作家自我改造以及战时小说的内在构造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