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审判日军将官战犯名单考订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各地设置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审判日军将官战犯情况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项基本数据,尚无完整准确结论。最新文献《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公布一份“已判决日军将级战犯41人名单”,本文对此进行详细辨析、改正,整理成审判日军将官战犯39人名单,详列战犯个人资料、履历,并作简要统计分析。

盟国审判机制下的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问题

抗战胜利后对“台籍战犯”进行审判,是中国政府收复国土后,在中国台湾恢复行使国家主权的第一次司法实践。受盟国审判机制及国际法的规约,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对违法战犯坚决进行惩处,二是对违法中国台湾人依据国际法以战犯身份审判。由于相关法规出台迟滞,以及司法群体对法的理解存在差异,对“台籍战犯”的身份存在争议。但作为审判战犯最高决策机构的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始终坚持以国际法审判“台籍战犯”,部分司法判决也较好地诠释了国际法,一定程度体现了近代以来司法群体对国际法的理解和接受。

日本战犯笔供中记录的毒气战

本文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犯管理所关于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述书中有关毒气战记载,对照现存日军方面的资料,进一步分析日军毒气战的实际情况,同时,论证日本战犯的亲笔供述书中记载内容的可信性。通过挖掘亲笔供述书中毒气战的相关记载,日军在台儿庄、华南等地的毒气战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可见,这些亲笔供述书并非故意编造,而是将所犯罪行根据记忆如实地记录下来。

武汉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1946年6月至1948年1月,武汉军事法庭对所辖鄂湘赣三省以及豫皖部分地区的日本战犯案件进行了审判。由于辖区广阔、战时交战区和沦陷区并存,武汉军事法庭在审判程序、范围和对象等方面均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武汉审判的过程和结果突出反映了国民政府司法审判主客观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以及民众维权意识的淡薄,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战犯审判的充分性和规范性,不少战犯被处以轻判甚至逃脱审判。

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的属性问题再检讨

以往学界将盟国在亚太地区所组织的对日战犯审判划分为两类——A级审判与BC级审判,认为A级审判即以A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BC级审判即以BC类罪名为审理对象的审判,国民政府所组织的10场审判应也当属于BC级审判。然而,回到历史现场,“BC级审判”之称实际不符合国民政府审判的实质。从管辖权的规定看,国民政府审判起初自成一派,不以类别区分所辖罪行,后来模仿东京审判,将ABC三类罪名全部纳入管辖权。这与BC级审判管辖BC类罪名的特质不符。从各地审判的实践看,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主要审理B类罪行,其次是A类罪行,而不曾审理C类罪行。揆诸实情后,可知国民政府审判不能被认为是BC级审判。“BC级审判”之称反映了后人对各国审判的复杂面相认知不清。相关含义和属性应再加检讨、申明。

用铁证严惩日本战犯

1二战结束后,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一开始就碰到了大问题。当时很多中国老百姓甚至官员都以为,日本侵华战争是全世界皆知的事情,惩治日本战犯只是走个程序而已,这场审判最多几个月就能结束(后来足足审了两年半)。但是,东京审判适用的是英美法系,无论是不是战犯,先做“无罪推定”,然后需要在法庭上拿出一条条证明其有罪的证据,这样才能判定。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以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千名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并对其进行了教育改造,使其思想出现根本转变,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从而拉开了日本战犯认罪与反省的序幕。1956年起,日本战犯陆续获释回国。此后,这些曾经的战犯一直从事"反战和平·日中友好"活动。促使他们转变认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战略理论的学习是重要契机之一。管理所工作人员也在学习、运用《论持久战》的过程中受到了教育。

新中国对日战犯改造政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充分予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与劳动改造的基础上,使之逐渐自觉地认识到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为战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战犯改造政策中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不同于他国的中国特色和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法庭的置废与变更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设立了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在审判的筹备和运行中,这些法庭的名称和实体都曾发生变化。最初,国民政府设想在全国设置15个军事法庭,然而,由于逮捕战犯工作频频受挫,最终导致5个法庭被撤销。为提高东北地区处置战犯的效率,国民政府两次作出增设长春法庭的尝试,后因受到内战的影响而作罢。上海法庭从设立之初便为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分担工作,在此过程中,两者的职能不断趋近,最终被合而为一。军事法庭周折翻覆的置废、变更,拉低了审判的效率,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审判战犯等战后遗留问题的乏力与无奈。

人权视角论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0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关押在本国的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了改造和审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重视日本战犯的人权,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在改造期间在生活上给予日本战犯优待和照顾,在侦讯审判期间在司法上给予日本战犯应有的权利,并对罪责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进行宽释。中国政府之所以优待、宽大日本战犯,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国面对美国的孤立封锁,争取日本对华保持＂中立＂的重要外交战略。由于充分重视保障战犯的人权,使得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相当成功,这批战犯回国后,致力于宣传反对侵略战争和促进中日友好,为战后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述评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是战后盟国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日本侵华史中不可替代的法理证据;沈阳、太原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审判日本战犯中最成功的一次。它创造了教育改造和审判惩治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忽视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由于战后中国政治对峙格局的影响,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存在矛盾和斗争,人们难以客观评价国共各自所开展的审判工作,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本文试就战后中共对惩治日本战犯的态度,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的斗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作一简要述评。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战争罪犯”还是“民族英雄”——以日本战后恢复对军人和战犯的抚恤政策为视角

对军人军属进行抚恤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重要内容,日本战败后曾经一度废除。《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很快恢复了对不包括战犯在内的复员军人的抚恤、救助工作。在日本遗族会等保守团体的推动和"战犯释放运动"的影响下,经过几次修改,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全面恢复了对包括战犯在内的军人军属抚恤工作。无论是刑死还是狱死的"战犯"均被视为因公死亡享受抚恤,战犯服刑期间仍被作为"在职期间"累积计算抚恤年金,服刑期间伤病者另可以享受"伤病抚恤",战争罪犯俨然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享受优待。日本政府从立法层面恢复对战犯的抚恤,对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和战争记忆的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此后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的社会意识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确立"宽而不纵"、"以德报怨"的审判日本战犯方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和各地军事法庭,逮捕、审判和惩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一定程度上为惨遭日本侵略者虐杀的死难同胞找回了公道,洗刷了近代中国人的百年耻辱。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才开始关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且至今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方针、政策、历史经过与价值评判,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南京审判方面,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成果也不太丰富。故而,关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需要广泛挖掘史料,拓宽研究视野,细化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这一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

宽大抑或宽纵: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处置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日本战犯采取宽大政策。这一政策取向既反映了国民政府试图实现战后中日两国和解的良好意愿,又是战后若干内外现实因素影响的结果。国民政府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一方面借重投降的日军配合其接收沦陷区,另一方面为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而追随其对日政策,这两方面因素都直接导致其对日处置的宽大取向。在对日本战犯审判过程中,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证据的调查尚不全面,从而造成引渡战犯的困难,使得中国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存在一定的缺失。从整体来看,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在政策层面表现为宽大,而在实践层面不免失之宽纵。

国民党政府处置日本战犯述评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１９４６年～１９４７年，各地军事法庭对在押战犯进行了审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就形式而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１）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２）表现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和人道主义精神；（３）填补了中国法律上的一大空白；（４）保存了大量的有关日本战犯的资料。同时，国民党政府出于反共灭共的需要，对日本战犯利用、包庇。

也论胡适“战犯”头衔的由来

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名人，影响很大，一生头衔很多，正面、负面甚至反面的均有。从正面来看，胡适有博士、著名学者、诗人、大使、大学校长、思想家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头衔，有些也存在争议，但总体是肯定的。从负面来看，有反革命分子、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主义代表等头衔，大多产生于特殊时代，现在也只为极少数学者所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