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进入21世纪以来,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持续崛起,处在"战略间歇期"的美国则倍感危机,中美两国如何处理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成为影响中美关系走向和21世纪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2009年开启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关系的再定位和两国间的沟通提供了宽广的平台。然而,核心议题"缓不济急"、实质性成果的缺乏和安全对话的滞后成为对话面临的主要困境。鉴于此,提升对话级别、增加对话频率,加速推进安全领域对话,突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加强中美对话体系性建设成为推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发展、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路径。

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正能量--解析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当前,中国崛起态势"如火如荼",美国首强地位"自恐不保",中美关系逼近"振荡期",业已存在的现实摩擦与可能爆发的矛盾冲突亟待有效的手段予以管控,相互疑虑日益增长的趋势亟需特别的渠道予以扭转,实现这些目标刻不容缓。正如1972年历史性开启中美关系的对话那样,中美急需切实管用的沟通对话机制,通过经常性、机制性的接触,起到增信释疑的作用,有助于保持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关系的稳定,最大限度减少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的扩大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应运而生,因之而兴,为推进中美关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对话机制也有需要改进提升的地方。由此,如何深化中美对话机制、为塑造新型大国关系营造好的氛围,值得我们思考并为此提出见解、建议。

从“中国模式”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述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获得高速增长,进而与美国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的经贸金融关系,成为影响全球的最大新兴经济体。截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臻于极致,面临日益增大的转型升级压力;美国为继续保持美元霸权主导下的全球经济经营模式,在对华施压纠正经贸失衡的同时亦谋求与中国的金融和战略合作,届满十年、渐成机制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构成了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外部促动因素。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构建与意义解析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顺应两国关系整体走向和时代形势发展的需要,整合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轨机制并提升对话层级,推动两国沟通协调在力度、广度和深度上持续发展所取得的宝贵成果。对话在机制构建上具有定位全局、立足长远,务实渐进、良性互动以及议题广泛、统筹兼顾的特征。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举行,标志着中美关系在新时期被赋予的新内涵,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制度平台"作用。

美国专家对中美第二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反应

在中美两国举行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期间,及其之后,美国方面以智库为首展开了对对话的诸多讨论。专家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对话的背景、动因、目的;对话的内容和成果;对话的前景等。透过美国专家的反应,可以看到美国方面对于对话的基本认识,也可以为中方思考未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评估、影响及政策建议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两国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的高级别对话。自2009年至今,对话已成功举行了六轮,对中美两国关系和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对话中两国的承诺以及两国后续执行完成情况仍存在可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相对来说,中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而且基本完成了相应承诺;而美国的承诺和完成的承诺都较少。中国应充分利用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弱点和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有利变化,争取经济对话和舆论的主导权,提高经济对话的针对性。

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看中美在新型贸易体系下的合作

当前,新型贸易体系正在形成。中国与美国在新型贸易体系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果为中美两国在新型贸易体系下的合作传达了积极信号,两国在贸易—投资—服务三个新型贸易体系的关键领域都取得了重要共识。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应积极探索在新型贸易规则领域的利益共同点,并形成良性合作方式,更好地促进新型贸易体系下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视角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总体概念，立足分析人类历史上大国关系形成规律，更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探索和展望，体现了两国高层在努力构建两国关系总体概念和总体定位上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美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磋商的一个战略对话机制。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发挥着建设性的“推进器”和“稳定器’，的作用，通过落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与内涵，最大限度地减轻不利因素给中美关系产生的干扰，确保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平稳运行。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

在2012年5月3日至4日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委员戴秉国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同主持了战略对话.

中美对话外交:缘起、进程与展望

当前,国际体系进入深刻调整期,中美关系迈入"可塑可造"的重要阶段,实力差距的缩小和结构性矛盾的存在使中美关系的竞争性日益凸显。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原则的指引下,对话外交被两国政府赋予了更多的期许和使命,成为两国间增信释疑、增进合作、管控分歧的主要方式。本文在分析中美对话必要性的基础上,对两国双边对话机制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进而对如何推动对话外交"桥梁"作用的更好发挥进行思考。

浅析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

肇始于布什总统任期内的、旨在协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ED),在经历了双方五轮对话磋商后,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布什总统的离任及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上台,美国国内政局注定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当布什政府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历届政府中相当糟糕的一届时。〔1〕但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机制却经受住了考验,被奥巴马政府所吸收,改为S&E"战略与和经济对话"(S&ED)机制。本文将对战略经济对话产生的背景及取得的成果进行探讨,并比较战略经济对话(SED)与战略与经济对话(D)的区别与联系,最后对战略和经济对话的前景给予展望。

论构建中美自由贸易区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务虚"的进展,但在"务实"的进展上具体的行动欠佳。我们建议在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可以考虑引入建立中美自由贸易区的议题。中美两国应建立为取消中美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中美间自由贸易的自由贸易区。中美自由贸易区具有可行性。中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美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将促进中美关系的长久和平、健康、持续地发展,同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的分析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将是2010年在北京进行的、两国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通过分析比较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冲击,本文认为,如果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基础上达成该协定,不仅难以达到促进中美间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的目的,而且会使中国在外资准入限制与资金跨境流动管理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

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联系与议题脱钩

中美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等层次存在不同类型的利益关切,在不同的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优先排序。在双方对话与谈判过程中,为促进谈判朝着对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中美双方既可能运用议题联系的策略,通过引入新的议题来推动既有议题的谈判进展,也可能采取议题脱钩策略,打破谈判议题与其他议题之间的联系,以改变谈判的僵持局面。因此,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联系与议题脱钩现象,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文章主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案例,从议题联系和议题脱钩的视角,着重分析中美在双边谈判中是如何灵活捍卫己方目标和利益的,以期为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反复性提供新的理解视角。

中美能源与气候合作博弈:深化与突破

自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建立以来,中美能源与气候合作被列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合作领域,涉及话题和范围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在对话层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反映出中美双方越来越强烈的合作意愿。但由于立场、政策、市场环境等存在的显著差异,中美在促进共同的能源与气候安全方面存在竞争与合作并存、共同利益与相悖利益交织的局面。长远看,合作是两国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潮流。中美在调整能源结构、保障石油安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存在许多的利益汇合点,有望通过提升战略互信、深化双方看得着的共同利益、增加未来预期促进技术转让、创新合作模式,协调气候变化立场、甚至在面对贸易壁垒时积极主动采取"报复性"措施等博弈策略,突破能源与气候合作的囚徒困境,切实有效推进合作进程。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与可行性

中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促进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控制和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所受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加快构建中国版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美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这一协定符合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亚太地区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并有助于化解中美之间因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中国主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非通常的货物贸易及关税减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