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建设及其前景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时提出"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两年多来,中越在政治往来、经贸、海洋等领域的合作都得以推进,促进了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2016年3月对越南的"补水外交"进一步丰富了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展望未来,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具有广阔的前景,但也要着力解决中越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负面认知,尤其是越南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为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夯实基础。

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内涵、基础和建设路径

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两国具有共同的历史经历、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过程中相互支持;1991年以来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两国还积极管控争端和分歧,积累了处理争端的经验。为了推进中越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两国要从强化政党交流与合作、加强对海上争端的管控、探索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等角度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

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进展、挑战及强化路径

中老命运共同体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一个双边层面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重要的代表性意义,也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政治上确保共产党执政是其核心内核。七年多来,中老两国在政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夯实了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推动了两国民间对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的认可。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中老两国有必要深化治国理政交流和党际合作、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助力中老关系全面提质升级。

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内涵、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

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倡议建设的第一个双边战略命运共同体。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内涵,而政治上确保共产党长期执政体现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也是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核。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备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其中中老两国、两党老一辈领导人在反帝、反殖过程中相互支持建立起的深厚友谊为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根基;而1989年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老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成果是中老战略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的现实条件。

从传统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安全观的演变、成就及世界议程

基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国的安全观经历了由专注于军事和政治安全的传统安全观,到涵盖经济、文化、环境等更多领域安全的非传统安全观,再发展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科学、发展的安全观,全面、整体、系统的安全观,辩证、包容的安全观,人民至上的安全观,全球视野的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局限,综合性地考量传统和非传统的多重安全因素,促进了国家安全事业的巨大发展,推动了国家安全能力的全面提升,拓宽了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视野与实践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则为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国际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

族群冲突的治理:制度工程学进路的反思

族群冲突治理的相关研究中,制度工程学进路是最为重要的进路。以理性的制度设计,以达到某种政治目标为核心要旨的制度工程学,围绕族群冲突的治理形成了两大范式:协合民主模式和向心民主模式。本文在考察了两大模式的具体制度构设后发现,当前学界对两种模式的讨论呈现出碎片化的图景,缺乏宏观层面的把握和公允的认知。本文认为对两种模式的把握不在于空泛地讨论其优劣短长,而是要关注两种模式各自适用性的问题,将两大模式的抉择条件纳入制度工程学研究,是制度工程学可能存在的完善空间和新的学术生长点。首先,需要考虑族群冲突的不同类型(族群数量、族群的人口规模状况、族群的地理分布状况)。其次,如果族群政治精英缺乏合作意愿,那么两种模式都难以发挥出消除族群冲突的制度效力。族际政治精英的合作意愿将是制度工程学的限度与短板。在历时态层面,族群冲突的治理应该是一个渐进的、长时段的动态工程。这一工程包括如下阶段:秩序阶段、合作激励阶段、一体多元的"文化-命运"共同体的治理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