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焦虑、信号传递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安抚

对于崛起的中国而言,采取系统性战略安抚,树立自我克制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有助于赢得周边国家信任。然而,在二十多年睦邻外交实践中,东南亚国家始终对崛起的中国的意图感到焦虑,这种担忧因地理邻近性与实力不对称而变得更加敏感。2008年以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话语、逐步增多的外交制裁以及多边倡议给予了较大关注。面对东南亚国家上升的安全忧虑,中国外交主动释放安抚信号增信释疑。与强制策略不同,安抚策略关注如何从正面激励换取他国的信任。立足于对现有文献的批判性整合,重新梳理善意信号的呈现形式(情感-物质)与成本来源(内生-外生)两大维度,可以从逻辑上生成四种睦邻安抚信号的表达路径:睦邻话语、相互依赖、无私援助与制度约束。面对中国的吸引与安抚,东南亚国家也会主动进行试探与甄别,以讨价还价、社会化、对冲试探和制度牵制四种方式,对中国释放的安抚信号进行评估。由于安抚信号的可信度评估具有主观性,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安抚信号存在不同理解,中国外交需换位思考并理解东南亚国家的试探心理。

对华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东盟国家的战略安抚

在对华竞争背景下,美国通过多种形式对东盟国家进行了战略安抚,但既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尚缺少系统考察。文章围绕“美国为何以及如何对东盟国家实施战略安抚”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研究发现,东盟国家的前景焦虑是美国实施战略安抚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竞争所导致的地区环境变化使东盟国家产生了物质性焦虑和社会性焦虑两类前景焦虑,制约了美国对华竞争的效果,因此,美国对东盟国家进行了战略安抚。文章构建了焦虑类型-信号形式的理论框架,认为美国针对东盟国家的物质性焦虑和社会性焦虑,通过言语和行动两种信号形式,采取了利益承诺、资源供给、地位承认和制度安排这四种战略安抚路径,从学理层面拓展了学界对“战略安抚”问题的研究,厘清了对华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东盟国家战略安抚的动因和路径,同时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开展也具有启发意义。

中美战略选择与中国周边环境变化

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美战略竞争逐步加剧,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却趋稳向好。这一变化有赖于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导致美国战略信誉下降,推动相关周边国家转向对华合作政策;二是中国强化战略安抚,在积极回应周边国家合作信号的同时,切实缓解相关国家的安全关切,战略信誉有所提升,为持续改善周边安全环境奠定了基础。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战略信誉回升将为中国持续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带来不确定性。为此,中国有必要充分把握机遇,最大限度弥合周边安全矛盾分歧,为有效缓解崛起困境塑造更为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从科索沃战争到乌克兰危机: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觉醒”

2022年乌克兰危机最终发展成一场大规模战争,正式宣告后冷战时代结束,如何理解这场危机的缘起变得异常重要。历史地看,北约不断东扩以及俄罗斯对其态度的趋势性变化是重要解释因素,其中俄罗斯的“战略觉醒”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作为一项重要战略行为,北约东扩有意识地采取了“双轨战略”,在渐进式接纳新成员国的同时,还构建各种伙伴关系制度,对俄罗斯进行“战略安抚”,导致俄罗斯在自身安全不断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俄罗斯一再默认北约东扩的既成事实。只有当北约试图吸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后,在战略上才开始醒悟,动用尚有局部优势的军事手段加以反击。在北约持续东扩的压力以及俄罗斯觉醒后对动用武力的积极评估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态度发生逆转,预示着军事冲突将时有发生。2008年的俄格战争是俄罗斯冻结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强硬举措,而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以及2022年的新一轮危机则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演进过程中的重大转折点。只有北约及其主导国美国与俄罗斯在欧亚大陆重建一种新的安全结构,欧亚大陆的持久和平才能够得到保证。

约束盟国的逻辑与困境

在同盟政治当中,如何成功地约束盟国、使之放弃损害自己安全利益的政策是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事关双方重大安全利益的事项上,约束一方需要传递两种可信的信息:一是约束一方认同被约束一方的战略目标;二是约束一方反对被约束一方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是防止盟国采取违反自己重大安全利益行动的两个并行措施,但二者的可信性较易相互削弱,这也正是约束盟国的困境所在。在美国约束以色列的案例中,奥巴马政府成功地结合了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使之放弃了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而在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案例中,小布什政府对后者几乎无条件和全方位的长期支持使得战略安抚和策略施压之间严重失衡。萨卡什维利政府有恃无恐地对南奥塞梯使用武力,从而引发了俄格战争,也标志着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以及格鲁吉亚的两个案例一方面为论点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功约束盟国的困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