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监管关系构建与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再造

作为企业,银行必须认真对待风险,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时,作为特殊企业,外部监管是确保其稳健经营的重要手段。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在博弈过程中,必须在监管目标的指导下,建立战略监管关系,才可以有效地防止监管腐败、提高监管效率,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发展。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说,构建战略监管关系,并在此框架下对银行内部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再造是当前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本文从银行监管的发展、战略监管关系的内涵与构建、战略监管关系下的银行内部监管意识的建立、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与风险管理体系再造等方面展开战略监管关系构建和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再造的研究。

银行监管与战略监管关系构建研究

银行监管在一般监管原则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提高,这主要是源于银行风险的社会经济危害远远大于一般企业。为了防止监管腐败、提高监管效率,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发展,在博弈过程中必须建立战略监管关系。具体地讲,就是必须把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纳入一个系统考虑,综合采用监管的正激励和负激励,寻求系统稳定运行。本文从银行监管的发展、战略监管关系的内涵与构建、战略监管关系下的银行内部监管意识的建立等方面展开银行监管与战略监管关系构建研究。

银行监管的微观基础和战略监管体系选择

本文探讨了银行监管的微观基础,认为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业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下,银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需要外部监管力量的支撑来维护稳健经营,但是政府机构监管作为监管垄断力量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道德危害从而导致监管失灵。文中详细分析了各种重要的监管措施带来的正负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监管的战略体系至少应当包括监管、激励结构、市场约束和公司治理。

地方国资委直接持股与分类战略监管的对策研究——基于上海的思考

地方国资委直接持股后,需要对直接持股国有资产的产业性质、属地经济贡献度、政策选择与监管模式取舍、国资委机构功能调整配置等进行有效的评估。国资委监管既要考虑直接持股的上市企业的股权有效监管,也要兼顾其他国有企业的共性监管。多元监管不论从手段、形式还是力度和监管方向都有区别,在现有体制下虽有存在的理由,但它存续时间越久,国资委作为多重管理机构的角色定位会越加模糊,监管错位、缺位、越位发生概率只会增不会减。地方国资委的国资监管再造需通过监管对象的战略分类、地方国资委的战略监管架构、国家出资企业(委)局的机构职能战略定位,实现从战术监管向战略监管。

浅析食品安全监管的战略选择

基于技术的监管、基于绩效的监管、基于管理的监管分别关注企业生产的实施、产出、计划等三个不同的阶段,强调由政府监管机构制定不同的监管规则,并对企业执行规则的情况进行监控,采取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权力干预;基于风险的监管瞄准最高安全风险,强调监管目标和资源配置优先放在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控制上,并灵活回应重要监管因素及其变化;基于原则的整合监管聚焦多种监管工具,强调在坚持一定的原则基础上选择优势互补的工具组合,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监管过程,以实现资源整合。每个监管战略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局限性,适用于不同的情境。选择监管战略要具备管理智慧,做到把握全局,突出重点;降低成本,扩大收益;权力制衡,组合效应;依托制度,避免随意。

浅论高校继续教育的三大战略

当前的高校继续教育,既欣逢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大好发展形势,也面临着国家继续教育政策不断调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假冒侵权现象日益突出、整体工作高位徘徊等各项困难和挑战。如何选择继续教育战略,在宏观上充分把握继续教育发展的良机,同时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基本层面破解继续教育发展的深层次困局,已成为各高校面临的紧迫问题。本文立足于高校继续教育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论述了高校继续教育欲实现高层次、高水平、高效益发展所必须采取的创新、发展和监管三大战略。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战略

一、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存在的问题 (一)全球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与国内安全意识滞后之间矛盾 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中已经包含有转基因成分,但是我国消费者对于已经连续进口多年的转基因农产品知之甚少.

“一带一路”视角下我国水库移民资金的自治管理

水库项目工程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越来越取决于工程移民的安置与补偿。通过财务管理的新型视角,配合基层水库移民资金在财务工作中的方法,以移民资金的拨款、支付和补偿安置为轴线,分类审视水库移民资金在各环节的非目标性成效,提出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应重视拨款进度身陷滞留时间差、补偿分类饱受信任危机、地方"持久战"使移民资金的管理危机重重等问题,除了管理机制上的严抓立项和内部控制上的权责到位之外,将移民补偿资金从安置协议中相对分离出来的新型支付模式的建立,离不开三大现实监管之间的相互配合。

股权分置改革、监管战略与中国股市波动性突变

本文运用ICSS法则对1992—2012年中国股市波动性突变进行了判别，考察了与股市波动性突变相联系的重大事件，并实证检验了股市波动性突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股市调控政策事件对股市波动性突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主要分布在股权分置改革前期。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没有出现与波动性突变对应的政府直接干预股市的政策事件，而制度完善、经济社会事件及海外市场波动溢出效应对中国股市波动性的影响逐渐增强。这表明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股市告别了传统的以社论、重要讲话等为典型特征的“政策市”，短期性、临时性的相机决策型监管战略逐渐向长期、均衡、稳定发展型战略转变。本文也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并非“毕其功于一役”，应继续深化改革、完善股市基础性制度。

新时代地方债务风险监管的战略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设计地方债务风险的监管战略体系,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成为改革深水区面临的重要任务。从全球视野观察,中国传统风险监管模式发挥资源、疆域、制度等层面的禀赋优势,通过"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战略互换,取得风险管控有效经验,决定了新时代监管战略的实施重点和演进取向。在新时代发展理念指导下,监管战略组合可进一步循着"硬化预算约束→强化绩效导向→联动监测预警"的路径有序推进,逐步实现由"管"到"监"的模式转换,维系财政常态运行安全。

地方国资精细化分类改革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八大之后,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国资改革20条",至今已有20个省份提出地方版的国资改革方案,其中最具共同之处就是国企功能性三种分类(竞争性、公共基础性、功能性)。就本轮管资本为主的地方国资深化改革而言,单纯就国资、国企进行功能性分类并由此引申出的相关的改革举措,并没有触及管资本的核心要求,首先应该在分类上采用国企资本属性分类:国家独资类、国家控股类、国家参股类,才可以形成国资与国企共同的度量依据,实现地方国资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的监管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