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寡君之以为戮”歧解辨

《左传》“寡君之以为戮”的“之”和“以”,自王引之以来,语法学界对其词性、词义和结构关系有四种不同认识。其实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之以为戮,同以之为戮”——“把我作为杀戮对象”才是唯一正确的讲法。

《千忠戮》对传统历史观的突破

作为明末清初整个知识界对明代历史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初历史剧《千忠戮》明确地对中国古代历史上流行的有德者得天下之说提出了质疑,同时对明代盛行的奸臣误国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拨,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但在整个社会尚未提供更新的思想的情况下,该剧作者又陷入了天命神意决定历史的理论困境,在伦理观及审美理想上也都没能摆脱传统的局限。

《尚书》“予则孥戮汝”考释

《尚书》中"予则孥戮汝"一句于《甘誓》《汤誓》篇中各出现一次,此句与前文的意义是一种递进加强的关系,"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解释为"听命者,在祖庙进行赏赐;不听命者,在社前杀死,不光要杀死你们,还要杀死你们的妻儿"更为妥当。

《千忠戮》与李玉剧作的差异

《千忠戮》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部重要的剧作,但它为何人所作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现在一般倾向于将其归为李玉所作。然而《千忠戮》的美学倾向与李玉的剧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追求稳定中心的皇权意识有所不同,《千忠戮》的天子圣明观念明显淡化;与抽象处理矛盾冲突的古典方式有所不同,《千忠戮》开始突破忠奸两种观念的对立,人物性格具有了多重性和复杂性;与最终达到平衡状态或大团圆有所不同,《千忠戮》的结局出现了明显淡化团圆的趋向。将《千忠戮》从李玉的作品中分离出来,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作品归属问题,实际上,它关系着我们对包括戏曲演变在内的整个明清文艺思潮的审视和理解。

苗族“戮灾”活动仪式文化阐释与意义——以云南省苗族“戮灾”活动仪式为例

云南省麻栗坡县苗族"戮灾"活动仪式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教育意义。该仪式既保存了苗族民族的系统性,又彰显了跨时代文化的连续性。在当代文化产业中,由于受到外界多种因素影响,使得"戮灾"活动仪式面临日益简化、现代化的困境,因此应当传承苗族民间"戮灾"活动仪式的优良传统,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摒弃传统不良文化习俗,保证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发扬"戮灾"活动仪式的优良传统,保证现代文化产业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戮”之探究

上古汉语中的"戮",其义不同于"杀",今人往往忽略它们之间的区别。其含义略等于"责罚以示众"。对活人可以行戮,对死人也可以行戮。

《左传》中杀、弑、诛、戮辨析

同义词的产生是语言产生以后逐渐走向丰富发展时而产生的一种现象，它具有久远的历史。本文主要通过对《左传》中的杀、弑、诛、戮的辨析，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古代汉语同义词的辨析之重要。

“诛”字“杀戮”义考

"诛"字的本义是"责罚、责备",由"责罚、责备"义引申出"杀戮"。早在春秋后期,"诛"字便引申出了"杀戮"之义。但"杀戮"之义直到汉代才逐渐成熟并占据主导地位。"诛"表"杀戮"义兴起的缘由大约有三个:1.春秋战国时期君王具有绝对的统治力,往往君主的"责罚"被引申为"杀戮";2."诛""杀"二字的经常性连用,并逐渐凝固成词,促进了"杀戮"义的发展;3."责"字分担了"诛"字的一部分"责备、责罚"义,使"诛"得以专表"杀戮"义。

《左传》中“戮”字的含义

在训诂中,"杀"、"戮"往往可以互训,但以《左传》为文献依据,分析"戮"字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情况,发现"戮"在上古的含义并不同于"杀",它重在责罚以示众。

《鳄鱼文》与《戮鳄鱼文》比较

唐代"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与北宋宰相陈尧佐,因潮州治理鳄鱼患而各作一篇文章。韩愈著《鳄鱼文》,陈尧佐著《戮鳄鱼文》。这两篇文章在写作背景、体裁、题材、结构、写作手法、影响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本文拟从这六个方面一一比较。

《千忠戮》的悲剧意蕴

苏州派的主将李玉生活于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有感于时代的风云变幻与震荡冲击，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多部历史剧，它们或直陈亡明史实，或托意历史故事，借以指斥天启朝的腐败，悲悼朱明败亡，歌颂舍身国难的英雄，抒写亡国之痛。翻看李玉的历史剧，戟会被这股强烈的悲剧意蕴所感染。

小说化史笔与异时代审视:《千忠戮》儒学理想构建的实现

对明代“靖难之役”这一母题的书写作品众多,而清代传奇《千忠戮》较其他前代正史与笔记小说在视角和主题都有着突出的特质,这主要表现为小说家与史家笔法相结合的书写形态,以及明清易代后更为自由客观且独具时代特征的异时代审视。这两者分别通过内部的情节书写和外在的视角依托,对戏剧文本完成了全方位的形塑,而最终又都统摄并旨归于以传统儒学理想为内核的戏剧主旨的构建。

先秦汉语“为+戮”结构的性质和“为”成为被动标志的条件

本文认为先秦的"为+戮"是"为+n"结构,是"成为……的对象"的意思,并从"为+n"结构各种扩展式产生的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论证。文章还探讨了"为+戮"结构演变为被动句的条件,为汉语被动标志的产生提供了案例,总结了汉语被动标志产生的一些规律。

汉代死刑中的“显戮”

汉代公开执行死刑与陈尸称为"显戮",通常在闹市举行,取消了先秦部分大臣刑戮于宫内外朝的制度,某些重要犯人在城北特设刑场及通衢受戮。官府在行刑前后公布罪状,有口头宣讲和文字告示。监刑官员有权暂缓处决并上报皇帝定夺,使者或可自行赦免。显戮的刑场多设于市楼鼓下,处决方式主要为腰斩和斩首,刑具为斧钺,西汉以降渐被铡和刀取代。行刑时以稾草铺地,犯人解衣就刑,罪大恶极者枭首示众。

“伏剑”与“欧刀”——东周秦汉“隐戮”行刑方式的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实施过名为"伏剑"的"隐戮"手段,行刑对象多为赐死或自尽的贵族、大臣。"伏剑"的出现、流行与当时铜剑在形制上的成熟和广泛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其惩罚程度比绞刑为重。行刑时将剑刃向上横置架设,犯人下跪后伏身就刃,割喉而死。汉代大臣"隐戮"多采用服毒或刀剑刎颈,"伏剑"事例渐少。朝廷诛杀犯罪官员时使用了新的刑具"欧刀",其行刑方法可能与"伏剑"类似,因此犯人受刑称为"衔刀"。

司马懿戮士与魏晋易代政治之缘起——对“高平陵政变”前后司马懿政治心理的考察

"高平陵之变"是魏晋易代史上第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司马懿诛除曹爽及朝中名士之举作为此事件的最终结局,更具有专权夺朝的标志性意义。以此为切入点,对政变前后司马懿的政治心理作出追溯式考察,能够从史实细节处洞悉司马懿的个体性格与其政治作风之关系,也有助于更为清晰和具体地认识魏晋易代政治之缘起。

戮心·尊心·童心——龚自珍“童心”意象审美论析

龚自珍诗文的"童心"意象并非仅仅指人的真心、本心,其深层的审美意蕴是指人们那颗"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龚自珍呼唤士林"童心"的复归,是为了激活士人的"童心",扫荡士林的颓风,找回士林失落的精魂,恢复士林的生机,承担起"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的社会变革重任。

基于表演视角的昆剧《千忠戮·打车》音乐分析

昆曲《千忠戮》是明末清初传奇作家李玉的作品,也称《千忠禄》,存世抄本有二十五出。李玉写过《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等传奇,这四部作品经常被简称为"一人永占"。长期以来,传唱不衰,所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其中的"收拾起"就是《千忠戮·惨睹》的【倾杯玉芙蓉】中的第一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由此也可见《千忠戮》曾经盛传的辉煌。《千忠戮》中《搜山》和《打车》两折常常连演,讲述的是明代燕王朱棣攻破南京,从建文帝手中夺走王位。翰林院编修程济助建文帝化妆逃跑.

《千忠戮》问题研究

《千忠戮》是清代初期著名传奇作品,因丰富的思想、曲折的情节、动人的曲词而长期活跃于戏曲舞台。剧中《惨睹》《搜山》等出目至今活跃在昆曲舞台。但就此前学术界对本剧的研究来讲,人们关注的焦点都在作品思想艺术,对剧本的本体研究不够深入,本文就《千忠戮》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