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州张大冢战国楚墓出土青铜器的成分与金相研究

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金相显微镜对荆州市纪南镇雨台村张大冢战国墓地出土12件青铜器进行成分与金相分析。结果表明,12件青铜器分别为铅锡青铜、锡铅青铜和锡青铜3种材质,铅锡(或锡铅)青铜器普遍含铅量较高,青铜器多以铸造成形,铜盘均采用热锻加工技术。不同类型及使用功能的器物,其合金成分与金相组织存在明显差异。张大冢墓地作为战国中晚期的楚国下等级贵族家族墓地,出土青铜容器也多为素面薄壁,锈蚀较为严重,但其出土青铜器的合金配比、制作技术及机械性能均展现出战国中晚期楚国工匠已经拥有成熟的青铜合金、铸造以及加工技术,也揭示出当时工匠有意识地在青铜明器与实用器的合金技术上存在区别对待,为全面认识东周时期楚都纪南城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出土文献视域下的《左传》成书时间新论

对于《左传》成书的时间,当代学者往往根据《左传》载录的预言加以判定,即通过预言的应验与否来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下限。“预言解证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此得出的时间段也让人难以信服,而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所呈现的宏观文化语境显示,《左传》的成书年代可以根据史料的来源、诸子的引用加以判断。经过文本辨析可知,孟子的春秋史叙事并非来源于《左传》,而是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短章型春秋史文本,《左传》的编纂应在孟子之后。根据出土简帛文献、荀子、韩非以及其他文本对春秋史事的引用可知,《左传》的成书年代处于孟荀之间。

战国秦汉时期“贬屈论”的嬗变谱系与价值维度——兼论“文”“儒”相分视阈中的屈赋评价

战国秦汉时代,“贬屈论”成为当时士人评价屈原与楚辞的一种重要倾向,其内涵经历了质疑屈原立身处世之道到否定其人格和文学的发展嬗变,折射出由战国时代“游士”文化的多元思想逐渐过渡到两汉“大一统”观念下尊经价值确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汉中期之后儒学思想演变成为经学正统,屈原作为“文人”传统的早期代表,其狂狷个性不容于儒学推崇“君子”人格的尊经价值,而楚辞奇美瑰丽的审美风格也不符合儒学文质彬彬的中和规范,这成为楚辞在此后长期受到儒学尊经正统文学观贬斥的文化根源。究其实质,“贬屈论”彰显出战国秦汉时期屈原和楚辞影响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纵观此后繁复纷纭的屈赋评价,东汉中期儒学尊经影响下“贬屈论”中所贬之内容,恰为高度褒扬屈原及其文学成就之处,这种历史的文化吊诡引人深思。因而,“贬屈论”是从与正统尊经儒学相异的角度更加凸显了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不朽价值,而魏晋以后“文”“儒”相分视域中的屈赋评价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对于深刻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成就以及我国文艺精神的总体性特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清华简《楚居》与楚国的居地及迁徙

目次一《楚居》地名组的划分二西周早中期的楚国居地及迁徙三西周晚期的楚国居地及迁徙四春秋时期的楚国居地及迁徙五战国时期的楚国居地与迁徙六结语楚国都城地望是先秦史地和楚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疑难问题,也是楚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楚国八百余年的历史中,楚都及楚核心区曾经历过多次变迁。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统一下的大分裂时代,也是酝酿着统一基因的大分裂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成了天下—国—家的三阶层结构;通过变法图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在重民思想的影响下,民众支持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由于分封制、宗法制等制度的变革,阶层的上下流动成为维护政权安全的历史选择;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领土安全在春秋战国时代具有新的形态,战败国以土地换和平成为新的诉求;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催生了弭兵运动,成为古代历史上追求共同安全的伟大尝试;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塑造了密不可分的安全共同体。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家安全思想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当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注入丰富的历史养分。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战国青铜麋鹿的造型分析及其文化影响

战国时期青铜器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具有重要的艺术传承功能。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青铜麋鹿作为当时社会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对战国青铜麋鹿的造型分析以及其文化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文章通过对其造型特征、美学特征和文化影响的简单探讨,加深了对古代青铜器艺术的理解,促进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推动了青铜器文化的创新发展。

古代青铜器的江苏智造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器物,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一般认为,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夏代晚期),结束于战国早期。~([1])其分布范围非常广泛,东到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南及两广,北至辽宁、内蒙古,都有青铜器出土。其中,江苏境内出土的青铜器尽管较中原地区器型较少,尚缺乏青铜时代完整的序列,但也不乏一批制作精美、工艺高超、地域特色鲜明的青铜器。它们既是江苏古代先民学习中原青铜铸造技术的成果,也是基于江苏本土文化创造发展的工艺结晶。本文试以江苏出土的几件标志性青铜器为例,分析其特色与工艺,一窥古代青铜器在江苏从仿造到创造再到智造的发展历史。

十六两衡制与杆秤

一问一答 问:1斤=16两衡制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答:此制度是在我国古代的计量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确立,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得到全面推广. 在生活中,人们常用"半斤八两"这个成语来形容两者彼此一样,不相上下.此语的由来,其实与我国古代计量历史中的1斤=16两的衡制密切相关.

粽子飘香端午情

端午节到了,手捧粽子,让我想起了屈原。传说端午节的由来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家、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的习俗有赛龙舟、吃粽子、佩香囊等。年年端午节,看妈妈包粽子、吃妈妈包的粽子、学妈妈包粽子,儿时过端午节的记忆仍在脑海。包粽子、吃粽子是端午节最经典的习俗。

祖冲之对古代计量标准器的研究

祖冲之对我国古代计量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一部分就体现在他对古代计量标准器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有战国时期的栗氏量和西汉末年刘歆设计的新莽嘉量。尽管祖冲之的计量科学工作中存在个别不严谨之处,但是瑕不掩瑜,他在我国古代计量科学乃至科学史上的贡献足以令后人敬仰。

正确认识传染病

自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受到各种传染病的困扰,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我国关于传染病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刺法论》,文中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症状相似”。

河北平山战国冶铁遗址初步调查

平山战国冶铁遗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白家岸村西侧,面积约47000 m^(2)。2022年7月对该遗址进行田野调查并获取炉渣、炉壁等冶金遗存。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EDX)、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SEM-EDX)、金(矿)相观察等科学试验方法,对10个炉渣等样品进行检测分析,结合炉渣的化学成分和显微组织讨论该遗址的冶炼性质与技术特征。结果表明,该遗址为冶铁遗址,技术类型为生铁冶炼,炼铁渣属于钙硅铝系高钙炉渣。

战国秦汉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编织工艺研究

本文以战国秦汉时期的两件斜向互绞编织物为研究对象,通过模拟复原的方法对战国秦汉时期斜向互绞编织物的组织结构与编织工艺进行分析与探究。对比两者在结构、格眼、纹理、组边上的异同,发现通过变化基础结构中经线交织的方向和次数可以形成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纹理效果。在编织工艺上,两者都使用斜向穿绞编法。其中普通组各编线间的编结变化和排列顺序以2个经线数为循环,编线在各行编结时的状态与编线数的奇偶和第一行编结时各编线的编结状态有关。

对战国儒家“金声玉振”概念的本体诠释

“金声玉振”概念共现于《五行》与《孟子》,但学界目前对于此概念所包含的战国儒家共同的思想“本体”没有透彻的观照。如果尝试引入“本体诠释学”的方法,并对该方法进行分析检讨,将其自觉地运用于概念与概念史的诠释,有助于廓清“金声玉振”概念的相关争论,探索其背后更广阔的诠释空间。“金声玉振”以“玉振”收束、统摄并超越“金声”,表明《五行》《孟子》各自都对先秦儒家德性进行整合,以呈显儒学的“天道”或“圣道”内涵。进而,“金声玉振”以“金声”为始,“玉振”却没有终点。此比喻于人的道德修养而言,意味着天道本体在人身上具体化为内在“仁”德本性的自觉、培养、实践过程,且因人内在主体的创造性和经验世界的无限性,最终指向生生不已天道本体的无限展开、丰富与涌流。

泾渭秦墓出土战国时期彩绘陶器绘彩工艺分析

泾渭秦墓战国中期至晚期早段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彩绘陶器,是研究秦人绘彩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采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及激光拉曼光谱仪对其微观形貌和颜料组成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红、白、黑色颜料分别为赤铁矿、高岭土及炭黑,绘彩工具为毛刷等软质工具,这批彩绘陶器绘彩工艺较为粗糙,推测为民间作坊所制。但较纯高岭土作为白色颜料的发现,反映了秦人对颜料的认知和使用有一定发展。

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相互关系的新思考

铅钡硅酸盐是中国古代费昂斯和玻璃制品的典型成分类型。本文首先明确了铅钡硅酸盐制品包含铅钡釉陶、铅钡釉砂、铅钡玻璃以及硅酸铜钡颜料四大类,并重点讨论前三者,强调不宜用“铅钡玻璃”指代铅钡硅酸盐制品。其后,文章整体梳理了战国时期铅钡硅酸盐制品的出土范围和存续时间。在此基础上,重新讨论了铅钡釉陶、铅钡釉砂、铅钡玻璃的关系问题,提出铅钡釉陶和铅钡釉砂都不是铅钡玻璃的先驱,三者在战国早期的出现更像是铅钡这种全新助熔剂在不同材质上的应用。

2022年山西永济东丰路战国至秦墓葬发掘简报

2022年2月至6月,为了配合山西省永济市相关基本建设工作,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永济市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项目范围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发掘总面积1500平方米,其中清理墓葬20座,包括竖穴土坑墓、瓮棺墓、瓦棺墓等,为晋南地区战国至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楚简帛文字的气度与精神

文字的演化,离不开时代的追求,离不开文化的发展。简牍书法的密码,同样因于时代脉搏,隐于社会思潮。当密码解锁,一如仓颉造字的“天雨粟,鬼夜哭”,给人们带来极大的震撼和惊喜。在周代的地域文化中,楚文化是独具特色的一支,楚简帛文字也是战国文字中保存最多的一种。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阅读这些神秘符号,它们是如此舒展婉丽、长短相协、揖让自然,也是如此雍容大度、气宇轩昂、典雅高贵,令人感怀。这些简帛文字背后的书写者,在记录时代的同时,也把时代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