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双线合一与戏剧性——《河山传》艺术形式分析

作为一种疏朗型写作的长篇小说文本,《河山传》在充分彰显贾平凹非同寻常概括和提炼能力的同时,也在艺术形式上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编年体方式的自觉运用,二是一种双线合一艺术结构的营造与设定,三是戏剧性手段的适度运用。除此之外,《河山传》在艺术形式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一种以不写为写的暗示性描写方式的精妙运用。

中国传统造纸技艺在戏剧文化中的运用与传承

中国传统造纸技艺源远流长,自东汉逐渐演变至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造纸工艺。这种古老而精湛的技艺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纸的深刻理解和造纸艺术的非凡智慧。同时,独特的工艺和材料也为古代文人提供了高质量的书写媒介。然而,这种技术并不局限于书法和绘画,在戏剧文化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传统造纸技艺的特点及其在戏剧文化中的历史应用及当代应用,以更好地了解这一独特的文化传统是如何在戏剧艺术中得到体现与传承。

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作为政治动员介质的苏区戏剧:布局、变革与调适

苏区戏剧实际上是作为政治动员的传播介质出现的。为了极大地激发戏剧的政治动员功效,苏区戏剧的组织者实施了三项针对性举措。第一,体制化布局。中央苏区展开了多类别、立体性的戏剧机构体制化建设,其整体布局呈现纵向贯通、横向呼应形态。第二,适配性变革。以新型意识形态熔铸新词直接入戏、推动传统剧社改弦更张、大力推出话剧与活报剧等戏剧类型。第三,在地化调适。征用当地材料编排故事、聚焦所在区域重大事件、吸纳近邻人员介入编演流程。苏区戏剧虽然没有彰显出足够的艺术专业性与仪式感,但是在观念劝服、行为引导、精神激励等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成效。

“既彼此远离,又相互靠近”:约恩·福瑟戏剧中的伦理困境

在当代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戏剧中,戏剧人物普遍处于难解或无解的伦理困境之中。根据伦理内涵与伦理身份的不同,福瑟戏剧人物的伦理困境大致具有三种不同的表现维度。其一,由于自由意志的放纵与自我身份的迷失,夫妻或恋人处于相互分裂和彼此矛盾的状态之中,普遍存在焦虑不安的男女婚恋伦理困境;其二,由于错位的身份认知与混乱的伦理选择,父亲与子女、母亲与子女处于对立矛盾或无语失语的状态之中,普遍存在悖立无解的家庭代际伦理困境;其三,由于主客二分的认知模式和理性逻辑,个体思想意识处于失衡矛盾的状态之中,普遍存在混乱分裂的个体思想伦理困境。总体上,福瑟戏剧中的伦理困境具有比较典型的象征性与悖反性品格、明显的碎片化与不确定性特征,呈现出既彼此远离又相互靠近、既彼此矛盾又相互依存的间性倾向。本质而论,福瑟戏剧中内涵丰富、形态多元的伦理困境,可视为后现代思潮和后人文浪潮中,新存在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极简主义等新人文思潮对现代逻辑、启蒙理性和审美伦理的一种诗性颠覆与解构、修辞反拨与重构。

1960年代的“戏剧中心”问题

1960年代当代文学的“戏剧中心”问题,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走向“文革文学”》(1)这一章中曾经提出过。不过限于文学史体裁特点和篇幅的限制,我并没有展开论述。现在重提这个当代文学的“古典”问题,主要是经由关注当代社会政治情况、思想潮流、生活风尚与文学形态变动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以加深对当代文学的认识。

“导演中心”语境下中国当代话剧文体的变革模式及反思

“导演中心制”的推行影响了话剧文体,“导演时代”的话剧文体与传统文体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中国和西方在“导演中心”和话剧文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变革模式。西方戏剧文体的变革和导演上位都以思想为先导。中国当代话剧文体的变革则同舞台形式的革新相关。文体变革模式的选择对中国当代话剧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整体而言,剧本的文学性和演出的文学性都有所下滑。从话剧文体变革模式可以见到中国话剧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思想缺席仍是制约中国话剧发展的最大瓶颈。

《有人将至》:“后戏剧”表演史脉络中的福瑟“新话剧”

诺奖得主中剧作家比例(相较于二战前)的显著下降,揭示了“表演转向”“后戏剧”等思潮背后的艺术生产现实。18世纪末至20世纪,西方表演史历经“文学戏剧”“后剧本”两个代际,现在此脉络中又出现了福瑟“新话剧”带来的新的可能性:它是“文学戏剧”的否定之否定,回归剧作家精确规定的剧本;又具“后剧本”时代解放演员身体动能和鼓励观众参与的进步性。《有人将至》的两个汉语演出版本(2010, 2021)为我们提供具身性入口来理解福瑟剧本“诗意极简”“特定模糊性”的特点:让演员和观众每个人“在高度个人化的层面上接受故事”,又被共时性地凝聚到音乐性的共同体空间。

张千一交响诗篇《长城》之音乐修辞解析

本文对作曲家张千一的新作——交响诗篇《长城》进行音乐创作层面的分析,主要涉及音乐谋篇的个性化思维与特点,主导动机的家族性衍化与贯穿,以及音乐修辞的戏剧性与交响性等方面,最终揭示出作曲家以长城为主题的音乐艺术升华之笔法。

戏剧影视表演多元化训练方法的融合与创新

在全球化、媒体化、多元、跨界、兼容的时代背景和艺术氛围下,戏剧风格和多媒体技术呈现出千姿百态、日新月异的发展状态,也给当代戏剧表演带来了多元化的发展机遇。在该背景下,本文首先概述了多元化训练对戏剧影视表演的重要性,接着提出多元化思维在戏剧影视表演训练中的融合路径和创新策略,以期推动戏剧表演训练在新时代的多元化发展。

《人生大事》:以温情喜剧的方式阐释“生死”

《人生大事》是由韩延监制,刘江江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杨恩又、王戈、刘陆、罗京民主演的影片。电影以温暖为底色,运用温情喜剧的叙事方式以及戏剧性冲突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殡葬业更为真实的一面,并阐释一个沉重而严肃的命题,即每个人的人生大事“死亡”。影片通过多种元素的巧妙糅合完成了故事的串联,恰到好处引出电影的主题——向死而生,向阳而活。

卡瑞尔·丘吉尔戏剧的后现代语言策略

英国剧作家卡瑞尔·丘吉尔打破了传统戏剧严谨理性的语言范式和法度,赋予戏剧语言更为浓郁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在《天之娇女》《疯狂的森林》等剧作中,丘吉尔通过既有词语碎片化处理去彰显语言开放性和非理性,为戏剧语言注入更大的情感意义和冲击力。以人物对白交叉重叠瓦解传统戏剧单一话语的权威性,为戏剧角色的多话语流和意识流呈现创造出新的舞台空间,为观众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通过歌曲、舞蹈、动作、表情等符号语言的引入,丘吉尔赋予了舞台剧更丰富的表现元素和新的美学张力,让戏剧更直指人心。

教育戏剧融入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探索——以《黄河第一桥》教育戏剧活动为例

高度重视和全面推进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五术”医学教育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在医院中心实验室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能够推进“三全育人”,帮助研究生厚植医学人文情怀,培养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实现实验室安全管理。教育戏剧是一种沉浸式教育新模式,在医院中心实验室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创新性融入《黄河第一桥》教育戏剧活动,以期为医学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新路径提供借鉴。

再论“戏剧诗学研究”的内涵、方法与意义

严格意义上的“戏剧诗学研究”是一种从戏剧学与诗学的双重视角研究戏剧本体,进而探讨戏剧艺术家之创作思维与艺术智慧的学问,其中既包括剧本诗学研究,也包括表演诗学研究与剧场诗学研究;其主要方法是“实证感通法”或“审美感通法”;其核心旨趣是探寻戏剧艺术家营构戏剧诗境的具体方法与深层智慧,为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戏剧提供艺术支持。“戏剧诗学研究”不仅可加深、丰富人们对于戏剧本体、戏剧规律、戏剧技巧的认识,可直接启发戏剧创作,还非常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戏剧学话语体系。即便在AI技术高度发达的数智时代,戏剧诗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历史坐标与当代价值

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地位及当代价值曾在中外均遭到质疑,然而这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囿于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寻找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历史坐标,体认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戏曲是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之一,其舞台演出一直未曾中断,艺术遗产最为丰厚,艺术生命力最为顽强,是世界剧坛中卓然特出、不可或缺的一极。戏曲集众美于一身,文化积淀丰厚,是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体认东方智慧的读本,导人向善致美的生动课堂,值得我们珍视。

戏剧史视野下的《陵王》曲辞探赜——以日本资料为中心

唐歌舞戏《兰陵王》(日本称《陵王》《罗陵王》)具备故事、扮演、歌舞诸戏剧要素,向为研究者关注。《陵王》曲辞我国文献失载,但见存于日本,是推进唐代歌舞戏演艺形态研究的重要资料。《陵王》曲辞具有明显的代言成分,且歌唱、舞蹈由同一人承担,在表演形式上,已实现语言、动作、妆扮在“人物”身上的聚合,但其话语仍存在完全游离于戏外、不能统辖于人物表演的部分,与成熟形态的戏剧有显著区别。从生成路径切入,可以解释其戏剧要素产生与聚合之原理。

充满悖论的“大先生”——中国戏剧中“鲁迅形象”的生成谱系

中国戏剧中的“鲁迅形象”是剧作家基于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想象进行剧本创作,而后演员以戏剧表演的方式展示和表现出的“鲁迅形象”,由于借助了声音媒介和视觉媒介,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方法、呈现方式以及传播渠道,因而中国戏剧中的“鲁迅形象”发生在一个全新的艺术空间中,呈现出与文学作品、文学史、回忆录等载体中的“鲁迅形象”不尽相同的特质。梳理中国戏剧中“鲁迅形象”的演变过程,探讨其与鲁迅本体间相互印证或彼此割裂的关系,探究形象变化的内在动因和外在依据,分析戏剧的叙事模式、视觉范式、逻辑内核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语境、中国现当代文化思想变迁、知识分子地位、创作者心态的密切关联,能够进一步拓展鲁迅研究的空间。

脑科学视域下的福瑟新戏剧:具身性个人记忆对集体记忆的乐感反叛

福瑟之“新戏剧”既有话剧/“文学戏剧”传统中的清晰、不容更改的剧本,又明确排斥话剧中最常见的角色身份、生活背景等写实设定;它源自于反对“文学戏剧”、强调“演员从对文学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后戏剧”的表演史脉络,但福瑟和他的舞台合作者强调“不相信舞台二度创作”,认为“剧本作者是主持(剧场)文本诞生的关键”,这种态度显然也异于先锋戏剧表演惯例。福瑟的戏剧可被视为对“话剧”和“后戏剧”两种不同样式的“集体记忆”的反叛,调动了演员和观众个人差异化的、具体而丰富的身体性记忆细节。福瑟的“新戏剧”让参与者有可能在“彻底的个人维度上”进入一种音乐性而不是表意性的共同体空间。

基于戏剧的儿童哲学探究活动:必要与可能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哲学与戏剧都存在内在的关联。哲学家惯常以戏剧为载体来表现和传播自己的思想,戏剧本身的形式与内容也因深受同时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流派与范式。儿童哲学与戏剧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杜威的著作《艺术即经验》以及儿童哲学创始人李普曼的早期著作中,而当前国内学者对二者的融合普遍持积极的态度。儿童哲学与戏剧在知识建构的开放与生成、他者视角的吸纳与融合、生命状态的反思与解放等方面存在共同基点,为两者的融合创造了现实的条件。

论戏剧文本中叙述者的分类——兼论布赖恩·理查逊戏剧叙述者分类的不足

叙述者的存在是研究戏剧文本叙事的起点。布赖恩·理查逊将戏剧中的叙述者分为框架叙述者、内在叙述者/独白叙述者、独角戏叙述者、生成叙述者、隐含作者和历史作者等多类。然而,他对叙述者的分类存在割裂文本与舞台演出、虚拟世界界限不清和标准过于单一的问题。戏剧文本中叙述者的分类应该着眼于戏剧文本的实际,充分吸收小说叙述者的理论成果,从服务于戏剧创作实践出发,进行多角度的划分。可以首先根据交际系统的不同区分、不同层级、不同层次将叙述者分为如外交际系统的叙述者、中间交际系统的叙述者和内交际系统的叙述者等,其次根据叙述者是否具有人格而分为人格化的叙述者、叙述声音或叙事化手段,再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掌握程度分为整体/局部,可靠/不可靠、进程中/追叙型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分为同故事/异故事、故事内/故事外等不同类型。尤其要注意同故事与异故事的叙述者、故事内与故事外的叙述者、进程中与追叙型的叙述者、可靠与不可靠叙述者在戏剧创作实践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