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活动钩沉

民国十二年至十四年(1923-1925)之间,北平学界曾经掀起过一场纪念清代学者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的活动。活动以民国十三年(1924)一月十九日于北京召开的生日纪念会为重心,一时间东原研究俨然成为学界热门。纪念活动中展开的东原研究,其最可注意者在于对东原“哲学思想”与“科学精神”的注重,并因此成为现代学术史上戴东原形象重塑的重要环节,亦可视作当时学者于本国传统学术中发掘现代性因素的典型个案。

戴東原與乾嘉經典詮釋的思想史背景

作者多年來研究乾嘉學術思想,心得結集為《戴東原與乾嘉經典詮釋的思想史探索》一書。本文回顧自身研究歷程,對清代經學思潮的精髓--“社群意識”與“多元價值”--多所闡發;對清儒“由訓詁而通義理”的治經方法進行分析;對戴東原學術思想中關鍵的性善、理欲與公私之論及其當代意義作了細緻分疏。作者認爲清儒的經學研究不是單純的考據,而是與社會、人生有着深刻互動的文化形態。

胡适论戴东原“新理学”——兼论戴东原“新理学”与冯友兰“新理学”之差异

戴东原虽然反对朱子,但非如方东树所以为的,戴东原是“万禁言理”,是“蔑理”。在胡适看来,戴东原是理学的嫡传,也是程朱的诤友。只是,戴东原不能同意朱子将“理”看作“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也不妄求明善以复其初,一旦豁然贯通的大彻大悟。戴东原所认为的理,是事物的条理、分理,是多元的,并没有“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的天理。在颜李实学与顾炎武新经学的基础上,产生了戴东原的新哲学,胡适称之为“新理学”。

戴东原先生与自然科学——兼议先生成学源于“不疏园”

戴东原(1724—1777),名震,清雍正乾隆年间休宁隆阜(今属黄山市屯溪区)人。他被称为百科知识全书式的著名学者、中国十八世记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当之无愧。他曾与业师江永先生,被礼聘授学于歙西溪“不疏园”,是他成学的关键时期。就戴东原先生治学之先后,哲学理论基础来说,他首先是一位博学而专精的自然科学探索者。

戴震与《阅微草堂笔记》

戴震和纪昀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二者共同拥有反宋儒、反程朱理学,以及崇实黜虚思想倾向。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借助戴震学术思想惩艾宋儒,"两个戴东原"影响着纪昀创作小说。"两个纪晓岚"也注定他的笔记小说的学术思想和戴震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性。这种思想上的影响对后来仿《阅微草堂笔记》系列小说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诗<生民>解》论戴震的疑古及史学地位

戴震是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是清朝思想界的巨擘。但是长期以来,他在史学上没有很高的地位。许多研究著作或者略过不表;或者虽然关注他的史地研究,但是因其《水经注》牵涉到一桩公案,其成绩不得不大打折扣;或关注其主修的方志,却因为有与章学诚不同的意见,在今日似略显下风。与戴震颇有往复讨论的章学诚,在戴过世之后评价说'其于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为解事.

“叔世大儒”——戴震

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虽然有“乾嘉汉学”,但思想界却是一派萧杀沉闷,文字狱的刀光血影冻结了自由精神的驰骋;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中,却涌现出了一位高呼理学“以理杀人”的著名思想家,他就是戴震——戴东原。关于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梁启超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稍为研究过中国近世学说史的人,都应该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和价值”(《饮冰室文集》,第65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

戴震与四库学

戴震是我国18世纪中叶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在人文思想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清代学术界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戴震曾经以'五征士'的身份进入四库馆,对于《四库全书》及其《总目》的编纂功不可没~①。他以丰厚而严谨的著述、执著而笃实的学风,以及创立规则、引领风尚的大家气度,让馆内外学者深为钦佩。

戴震问师非难师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家孩子《语文》（语文出版社,七年级上）课本中,发现有＂戴震难师＂的故事。故事只有142字,全文如下：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

天下惟器 理在事中——论张岱年的“事理论”

事理问题的争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明清以来,王船山论“天下惟器”,李恕谷言“理在事中”,戴东原云“气化流行”,他们在事理问题上的观点不可不谓气象宏大,言赅意深。可是,他们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缺点,这就是致广大而未尽精深,对自己的观点缺乏精确系统的解析论证,这就为后继者留下了发展宏大唯物主义的事理论的重任。

皖学叙录

一、皖学的缘起清代乾隆、嘉庆之际,是汉学的复兴时期,朴学的黄金时代.所谓朴学,指学风比较朴实而言.作为这个时期朴学的代表,就是著名的乾嘉学派.一个学派,是指具有特点大体相同的学者们而言,并且这些学者们具有学术观点的基本一致性及其师承关系,正如戴震序《闽中师友渊源考》所说:“余窃谓授经之事,一二人启之端,必同时英彦笃守之,以广其传,夫然后师友之气振,而其学久而弥著.”

试评《孟子集注》的训诂得失

宋人的传注,重义理而轻考据,甚至把训诂引向“六经注我”的歧途。这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戴东原曾指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宋儒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宋儒注解古书,往往“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人注解古书存在这些问题,就一概抹杀他们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宋“理学家亦有理学家之训诂”,他们“

通假五论

古字通假是文言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清人戴东原说:“六经字多假借。”近代学者钱玄同亦云:“周秦诸子、史记、汉书、汉碑等等,触目都是假借字。”可见,古籍韵整理与训释,是不能撇开通假字的。清代学者朱骏声还曾认为:“不知假借者,不可与读古书。”说明认识通假。

《哀郢》中的“陵阳”当即“辰阳”证说

屈原《九章·哀郢》里有句云:“当陵阳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自来注屈赋的,于“陵阳”一词,约有二解。一曰水名,王逸承上文,“陵阳侯之汜滥兮,”说此乃阳侯的省文,意为大波。戴东原《屈原赋注》

生活即教育(下)

现在先说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文化与我们的"生活即教育"是有冲突的。中国从前的旧文化,是上了脚镣手铐的。分析起来,就是天理与人欲,以天理压迫人欲,做的事无论怎样,总要以天理为第一要件。它是以天理为一件事,以人欲为一件事。人欲是不对的,是没有地位的。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之下,人欲是有地位的,我们不主张以天理来压迫人欲。这里,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哲学打一打通,他说,理不是欲外之理,不是高高地挂在天空的,欲并不是很坏的东西.

试论戴震思想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现实与虚构

一、中国学者对戴震的评价章太炎是近代首先评论戴震思想的学者。他曾评述过戴震说:"戴氏……见其诏命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骫法,民将无所厝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理欲异实之谬。……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菿汉微言》)。

第四讲:何为“礼法”?

清儒戴东原云:“人死于法,犹有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此“理”,即宋明理学阐扬之“理”,实为民间的礼俗习惯法之异名。凡事久必生弊,制逾则为祸,常过则为妖。所谓捧得越高,摔得越惨。这就是两千年相延“礼法”之悲剧命运。这以后,“五四”“反孔教”的文化新风漫扫神州,加上直到“文革”为止的三十年反传统运动,“礼法”当时被极度污名化、妖魔化。

戴震《屈原赋注·音义》析疑

戴震 《屈原赋注》中《音义》三卷署名为汪梧凤,后之学者不察其究而以之为是.如游国恩《楚辞讲录》①,褚斌杰校《屈原赋注》的前言②皆以《音义》三卷为汪梧凤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