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记》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对比研究——以杨宪益、戴乃迭合译本与翟理斯译本为例

《醉翁亭记》是北宋文人欧阳修的散文名篇,全文构思精巧、清新脱俗,以"乐"字统领全篇基调,借景抒情,被视为作者的代表作之一。由于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以及个体性格等的差异,《醉翁亭记》英译本在众多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合译本与翟理斯译本为例,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探讨《醉翁亭记》翻译的优劣。

杨宪益、戴乃迭英译《牡丹亭》研究

《牡丹亭》在中国戏剧史和英美文化系统中都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该剧在西方的成功译介得益于特定时代之下节译、编译等多样化的翻译形式。然而当下的《牡丹亭》译介研究只看重全译本,而对选译本、尤其是"一体化"时代之下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多有忽略。这不利于杨宪益、戴乃迭翻译思想的总结,也无益于中国戏剧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对外传播。本文以杨译本所处时代为背景,参照文化学派翻译理论,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与译者主体的交互过程,总结杨译本的规范,以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提供借鉴。

图形—背景理论下颜色隐喻的英译研究——以《鲁迅小说选》两个英译本为例

文学作品中颜色纷呈,构成文章风格迥异的主题基调。图形—背景理论作为基本的认知原则,对于译者把握篇章隐喻的凸显和翻译过程中的句式转换有一定的帮助。《鲁迅小说选》和英译本中的隐喻颇多且多带有色彩变换或重叠,因此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杨宪益、戴乃迭和莱尔两个英译本中天色、脸色两大主题颜色隐喻的译法进行探讨,可凸显作品中的篇章隐喻,有效避免翻译中图形背景的错位,进而构成主题凸显的句型,使译本达到和原作一样的篇章隐喻效果,以促进文学译本的传播。

《呐喊》英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评析

文化翻译学派认为,翻译是根植于文化深处的一种行为,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翻译对等就是原语与目的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呐喊》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宗教文化三类。杨宪益、戴乃迭译本选择性地采用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及直译、意译、省译、音译等多种翻译方法可以看出,这三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各有得失。

基于《大中华文库》的《长生殿》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长生殿》是中国古典四大戏剧之一,其精深的艺术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入选《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介的中国的重大文化工程。杨译本并未拘泥于原文中的语言形式,以自然流畅的英语再现了原文中的语言特色和魅力;综合运用音译、直译、意译、译注、泛化、省略等多种形式,传神地传递了原文中的文化内容。杨译本和其他译本应取长补短,归化异化相结合,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的翻译策略应是《长生殿》未来重译的新路径,这对于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翻译伦理视角下《边城》英译研究

从翻译伦理的视角,主要以彻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来对比研究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的两英译本——1947年金隄和白英的英译本,1981年戴乃迭的英译本。以期找出《边城》两译本所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的背后因素,探讨中国文学外译中译者翻译伦理观的主体体现。分析结果表明,当个人伦理与职业伦理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伦理往往基于各种不同的因素而做出不同程度的屈服让步。

《药》两个译文的比较分析(英文)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与习语的翻译,该文对《药》的两个译本(分别为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和威廉·莱尔的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发现两个译本在保留原文的文化意象和文化传播上都有其利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