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致胡培系信札十九通考释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戴望手札》中有戴望致胡培系信札十九通,经考证,均作于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一年间,几乎贯穿戴望与胡培系交游之始末。其内容涉及戴、胡二人的学术工作、金陵书局的刻印书籍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学者的生平行事等信息。

清代咸同时期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

清代学术史对戴震义理接受图景的描述,向前聚焦于乾嘉时期,向后聚焦于光宣时期,往往忽略咸同学界对戴震义理的接受。戴望作为咸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学家,是表彰戴震义理的重要学人。1863年,戴望系统阅读了戴震的考证与义理著述;1862—1864年,戴望与谭献曾围绕戴震义理展开激烈论争,推举戴震为清代学术史上一流的学者。而后,戴望撰述《戴氏注论语》,继承了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天道、人道、王道秩序进行了论述,诸如气化的天道观、一元的性善论、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的修行工夫、体情遂欲的王道理想等等。勾稽咸同年间戴望对戴震义理的承续,可以推进学界对戴望其人其学、咸同戴震学术接受实况、清代学术思想的认知。

经世者之选择:戴望与《颜氏学记》

晚清学者戴望搜辑颜李遗著,编纂《颜氏学记》,此举既是其"大旨期于有用"宗旨的体现,又含有争取学术话语权的考虑。"戴学源头"与"常州端绪"两个学术论断的提出,即戴望欲打通颜李学与戴震学、今文经之间关联的尝试。故颜李学能于晚清再度复兴,戴望功不可没。

论清代《管子》校勘中的学术传承——以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为系谱的考察

有清一代,《管子》校勘领域有着鲜明的学术传承。王念孙、陈奂、丁世涵、戴望三代学人,秉持乾嘉考据学之方法,致力于《管子》校雠事业,为后世的管子研究提供了扎实可信的文献基础。故对这一学术系谱进行考察,既可认清其在管子研究由古典向近代的学术转型中之地位,亦能借此个案了解清代子书校勘之命运。

戴望经学述论

戴望被钱穆先生称为“常州公羊学后劲者”,其以公羊家法阐释《论语》,发掘《论语》中的“微言大义”,在清经学史上当有重要之地位,然自戴氏殁后至今,学界对其研究甚少。本文的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地发掘史料,对戴氏的生平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并以《戴氏注论语》为基本材料,将戴氏的经学思想作一初步归纳,进而对戴氏经学思想作初步之评价。

孙诒让与戴望交游详考

孙诒让与戴望的交谊,前人很少论及。以孙诒让为中心,钩稽史料,大致勾勒出二人交游的基本轮廓:同治九年十二月初晤金陵,同治十一年十月以后交往日益密切;二人交往的基础,在于学术交流,尤其是对于金文之学志趣相投;二人交往的主导方面,乃是戴望对孙诒让的积极影响。考察二人交游,从历史与心理的角度勾划出二人思想侧影,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孙、戴二人之学术思想,亦可展示晚清地域性经学圈之间学人互动之风貌,并藉此探索晚清学术发展与演变脉络。

论宋翔凤与戴望对《公羊》“太平世”的不同理解

宋翔凤与戴望都是清代中晚期常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两人为师生关系,故其学术与思想有很多相近之处。两人都借《公羊》来诠释《论语》,都是清代以《公羊》解《论语》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都极重视《公羊》的三世学说,且都尤其重视三世中的"太平世"。然而,貌似相同的二者之间事实上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对于宋翔凤来说,三世中的"太平世"多少是在实然的层面上说的,认为是孔子受天命为素王,因其极仁知之功,故可说"太平世"已是实然的太平。而戴望则取汉代《公羊》家旧说,认为《春秋》三世由衰乱而太平,乃文成太平,同时由于世无明王,所以在事实上是不可能致治太平。因此,《春秋》之"太平",只能寄希望于新王出世,通过"革命"而有所"制作"。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宋氏的太平学说多少背离《公羊》本旨,而戴氏则赋旧说以新的意义,使得《公羊》学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意义更加突显出来。

孔子改制与《论语》研究——刘逢禄至戴望的《论语》学

清代今文家一致认为,孔子作《春秋》寓改制之意,此种观念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春秋》学上,也体现在他们的《论语》解释上。从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说义》,至戴望的《论语注》,都贯穿着此种共同的主题。不过,这些学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有所差异,刘逢禄的解释着眼于“句”,宋翔凤的解释着眼于“篇”,而戴望的解释则从字开始,进而扩展到篇。总之,他们的企图都在建构一种可信的改制解释体系,不过,具体细节的差异却彰显出《论语》改制观的共同特征,即解释时都强调了思想的共通性引申,而忽略知识学的关联。这种解释特征,为晚清康有为的《论语》研究及其变法观念提供了考察的线索。

戴望述略

戴望是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的一位学者 ,虽享年仅三十七岁 ,却给近代学术文化史留下了颇具争议的足迹。由于研究材料的零散缺佚 ,这个人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谜 ,从而使人们难以全面而客观地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和思想是非。本文试图通过史料的钩稽和戴望遗著的研究 。

戴望的汉学与宋学

戴望是晚清的一位学者,汉宋学兼采,不专主一家。他对汉学和宋学都有所继承和批判。汉学、宋学于他都是为了拿来挽救当时破败不堪的社会。本文试就戴望的汉学和宋学做一简单梳理,从中体会戴望用学术来经世的良苦用心。

常州學派與《春秋》穀梁學——以莊存與、劉逢禄、戴望爲討論中心

清代中葉的常州今文學派雖然以傳承《公羊》學而著稱,但事實上他們並不排斥《穀梁》學。常州學派的創始人莊存與視《穀梁》爲《公羊》之“争友”,其作《春秋正辭》,雖然“義例一宗《公羊》”,但同時“義或拾補《穀梁》”。常州學派的中堅劉逢禄,早年《穀梁廢疾申何》一書對《穀梁傳》頗有批評,但也承認《穀梁》對《公羊》具有“拾遺補闕”的意義,晚年作《公羊解詁箋》更是多次援用《穀梁》義法以駁《公羊》。晚清常州學派之後勁戴望,在所著《戴氏注論語》一書中,雖然從總體上仍以《公羊》義解《論語》,但同時也頗參用《穀梁》義以注《論語》。由此可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穀梁》學,實爲常州今文學派的重要特徵。

太平天国后的浙江学风变迁——以戴望为中心的研究

太平军被镇压后,随着湘军的胜利,理学思潮盛行。浙江文人群体与此风气颇有违背,个中代表尤以戴望为最。他痛诋宋儒如大敌,高倡公羊经说,重拾沉寂百年的颜李之学,与俞樾、谭献、赵之谦、孙诒让、杨岘、凌霞等人多有共同的治学旨趣,在多个领域有密切交流。由他的学术历程,亦可窥见晚清浙江学术发展之一斑。

思古之道,伤今之俗:戴望思想的多元化与经世之志的归一

戴望身处清代晚期,深受颜李之学、戴震之学、公羊学之熏染,面对社会现实,急切糅合以上三种思想,通过知识考据以追寻圣人之道的本质,从而由复古以照观现实,期望践行儒家式的经世之志。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释“娄”

本文对“娄”字形义进行了考辨。文章认为“娄”的古文字象一女人头顶竹篓双手扶持之形，为“篓”之初文。成语“戴盆望天”之“戴盆”并非虚设，而是指古代实有的头顶运物习俗。“娄罗”的聪明能干义从何而来，自唐代以来有各种解释，均难成立。本文指出，“娄罗”即“娄离”，亦即“离娄”，其精明义由玲珑剔透义引申而来。由精明引申指精干之人，由精干之人再引申为绿林豪客，由绿林豪客引中为强盗部下。娄的空义一方面由空灵剔透引申为聪明，一方面由空白无知引申为愚蠢，形成反训。

钱玄同“复古与反复古”思想变换的逻辑理路——颜李学渊源、经学今古文立场之变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

周作人曾经以"复古与反复古"的变换来概述钱玄同一生的思想。本文将钱玄同的学术思想与刘师培加以联系,追溯到集经今文学、颜李学与浙东史学于一身的晚清戴望。将戴望之学作为基点,分析钱玄同"复古与反复古"所包含的学术与民族革命两种思想成分的演变:学术思想的演变源自经学今古文立场的转换,民族思想的演变由时势所致,与晚清以来的颜李学、浙东史学传承相联系。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由今文经学的"辨伪"与胡适的"整理国故"、顾颉刚的"古史辨"相呼应,形成史学上的"疑古"运动,也因此与鲁迅产生思想的隔阂。

凌霞《赠琴图》与湖州苕上七子

前几年，在拍卖会上出现一件湖州籍文人凌霞的册页。这个册页由于允鼎题签，名之为《赠琴图》，施薰（应施补华之嘱）题名，画心有凌霞落款。后柯凌霞、施补华、戴望、陈长孺、姚宗减、杨岘图记。该册的戴望题记与戴望“记明地山人琴”一文比对，可以印证这是一件难得的、流传有绪的珍贵书画遗迹，它不仅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晚期同治前后湖州的社会状况，也为研究湖州“苕上七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