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舞”艺术话语建构的比较研究--以戴爱莲和康巴尔汗·艾买提为例

“民族舞”是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建构出的一个艺术话语,建构的动机是在西方艺术体系的冲击下中国确立自身艺术特性的内在需求。戴爱莲与康巴尔汗·艾买提都是“民族舞”话语建构的主要贡献者。她们对中国舞蹈“民族性”的理解不同,在“民族舞”的建构中走向两条迥异的道路:表现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尽管二人在艺术观念、创作路径、审美范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她们推动了少数民族舞蹈和汉族民间舞蹈由民俗向艺术的转变,其结果共同导向了“民族舞”这一艺术话语的初步建构。

历史的契合:戴爱莲的“边疆舞”活动与非遗保护

本文较为深入地剖析了戴爱莲先生漫长舞蹈生涯中"边疆舞"活动的相关实践与言论,发现它们与当下非遗保护工作的若干核心问题,如保护传统的重要性、创新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两者的矛盾关系问题等,都有着一定的历史契合度。

中国舞蹈精神的探索——从戴爱莲的“边疆舞”实践谈起

决定中国舞蹈根本属性的是舞蹈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审美。中国舞蹈的核心精神有如以太一样弥漫在中国舞蹈的身体训练体系、教育教材体系、表演体系、创作体系、作品以及作品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等一切舞蹈观念、舞蹈语言、舞蹈行为当中。以戴爱莲为代表的舞蹈人在追寻中国舞蹈文化之根的过程中,以采风为基础,以身体摹写和身体的创造性活动,编排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舞蹈,实现了从乡间牧区到都市剧场的场域转化,拓宽了各民族舞蹈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中国舞蹈历史和舞蹈研究的内涵,激活了舞蹈激励、感召、慰藉人心的革命价值和审美价值。

现代性视域下“边疆舞”文化转型研究

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的"边疆舞",作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现代形态的重要雏形,得益于戴爱莲深入民间的采集、整理、加工和提高。在思想的启蒙和现代的形式,文化的自觉和民族化的追求,政治斗争和城市舞台的需要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乡村艺术的民俗形式开始转型为现代城市舞台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