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的物质性存在:社会思想史视角下戴维·莫利受众观再解读

伯明翰学派中戴维·莫利的受众研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的有力突破。回顾莫利学术生涯,发现其受众研究植根于相应的社会情境和理论语境。梳理莫利受众研究的历史源泉、精神凝练与现实指向,以英国社会思想演绎为时间轴线,以受众观演变为经,以实验为纬,将莫利的受众观置于时空中审视、抽绎,发现积极受众论的内核为“物质性存在”,受众呈现出社会性、现实性、个体性的底色。其中社会性体现于社会位置,现实性体现于日常实践,个体性体现于创造能力。

新媒介语境下戴维·莫利受众研究

面对新媒介语境下媒介和受众研究领域的危机,唯有通过对那些经典理论普适性的讨论,才能促使受众研究积极有效地回应新媒介语境下的革新和发展。本文试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视野中对戴维·莫利的受众研究进行理论评判和价值重估,以久远的历史视角来探讨理论在当代媒介技术中的象征维度。

解读戴维·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

2 0世纪 80年代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运用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传播研究领域开创性地进行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受众研究。莫里的这两项研究 ,从对社会结构中权力关系的符号学和社会学分析走向在受众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私人家庭中 ,考察男人—媒介—女人的相互作用的权力分配的家庭微观社会学分析。本文对此进行了批评性解读。提出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的价值是 :在传播研究领域尝试了对人类传播现象的文化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传播学建构 ,打破了传统受众研究囿于实证研究或文本分析过于抽象地概括受众的局限性 。

受众研究的新范式——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

戴维·莫利是英国文化研究中将文本研究转向受众研究的关键人物。本文通过追溯莫利的学术渊源,透过对其经典之作《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探究莫利在继承传统受众研究范式和综合多门类学科成果的基础上如何开创受众研究新范式,阐明莫利的民族志受众研究给后来的媒介文化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后现代语境下的传媒研究——论戴维·莫利媒介理论对中国媒介与文化研究的启发

戴维·莫利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了伯明翰学派的学术传统,坚持跨学科的理论路径,强调将媒介研究置于社会和物质的背景下,从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多学科视角来审视传播和文化;在全球化媒介构建的后现代语境下,他尝试运用人种志方法研究当代文化中媒介消费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同时发生的动态过程,探讨有关跨文化传播与民族认同等问题。莫利的媒介理论对中国媒介与文化研究开辟新的视角与思路具有重要的启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所处的媒介时代与社会语境,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媒介现象与传媒发展等问题提供可借鉴的阐释框架与方法论,对我国媒介理论研究与传媒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媒介的重新认知与定位——戴维·莫利的媒介探究

文章采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了英国学者戴维·莫利的媒介观。研究发现,在对媒介认知上,莫利在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后通过论证媒介的物质性来拓展了媒介的内涵,并且逐渐关注媒介“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媒介定位上,其思想则经历了将媒介视为背景、前置媒介、认可媒介逻辑三个阶段。莫利近五十年的思想历程,不仅体现个人的媒介认知变化,也投射出英国文化研究的变迁。此外,莫利媒介观的延展对于当下媒介研究具有认知论与方法论上的双重启示。

文本解码、客厅战争和家园认同——戴维·莫利的受众民族志透视

国内传播学界对于戴维·莫利受众民族志的讨论往往局限于《举国上下的受众》和《家庭电视》两部作品,将其理论背景简化为“编码与解码”,未能注意到莫利在理论资源方面的持续更新,更对其在1990年代之后的演变重视不足。本文以莫利不同阶段的受众研究作品为论述对象,将其置于文化研究的思潮演变中予以审视,认为莫利的受众民族志强调能动和结构间的辩证关系,受众与其说是经验对象,不如说是反思文化霸权的枢纽。

物质性与流动性:对戴维·莫利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与范式转换的考察

"重新定义传播"是英国媒介和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在《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Communications and Mobility:The Migrant,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Container Box)一书~1中的理论探索,旨在超越"媒体中心主义"2研究范式——专注于信息传播的符号、制度和技术维度的中介形式,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的交流——进入到交通(运输)以及传播地理学研究领域。

文化身份认同辨析

认同性是一种预定人的社会角色的功能,它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又严格地限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范围。在现代之前的社会里,很少经历认同危机,所以认同性很少被反思和讨论。然而,在现代以至后现代社会中,认同性就变得动态不稳定和多重化了,学者们对此也开始予以关注和研究。本文仅以伯明翰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戴维·莫利(Morley,D.)对认同性的论述为参照来解读文化身份认同。

“新受众研究”之辩:研究取向、关键人物与现实需求

归纳新受众的研究取向,以视角的崇高性、方法的革命性、概念的相关性定义“关键人物”的特质;并以特质为条件,将同时代重要学者的受众观作比较分析,呈现戴维·莫利成为新受众研究转向关键人物的具体体现;最后,在新媒介环境下开展受众研究,莫利的受众观同样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

“媒介思维的谱系”与“重新定义传播”:媒介与传播研究的西方视角和中国问题

“媒介思维的谱系”与“重新定义传播”是媒介与传播研究的西方视角。前者借助以德国当代媒介考古学家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为代表的欧陆媒介研究思维、理论和实践,展现了欧陆媒介研究的“谱系”;后者由英国学者戴维·莫利提出,是其超越“媒体中心主义”对传播议程的再思考,展现了当下及未来传播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二者和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构成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对话与互文。文章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媒介经验与实践的内生性问题,并在中西方理论对话中深化了中国媒介与传播实践经验和西方理论结合问题的思考。

受众民族志:批判与重构

伯明翰学派中后期的代表人物戴维·莫利开创的受众民族志是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它却长时间地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它能否真正描绘现实中的真实受众。受众民族志的缺陷主要体现为狭窄的“田野”以及“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割裂。受众民族志的重构也应当从重建民族志的“田野”性、恢复受众的“媒介实践”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等方面进行。重构后的受众民族志能够更好地协调受众研究的科学性、解释性与政治性,为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提供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

新受众研究:一项经典研究范式的起源、演变与当代转型

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访,本文试图厘清"新受众研究"、"接受分析"、"受众民族志"等诸多术语的意义异同。本文认为,"新受众研究"可被视为发端于19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一项受众研究范式,以民族志为代表的质化研究方法与批判立场是其突出特征。"新受众研究"的学术史意义在于对"受众"概念实现认识论更新,将被既有学术传统遮蔽的受众实践重新置于研究视野。在媒介化的当下,孕育于文化研究和政治学对话的"参与"范式成为"新受众研究"转型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