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古·崇晋·尊唐:戴表元对前代诗学接受的三个向度

作为宋末元初重要的学者、诗人与诗论家,戴表元的诗论与其学养密不可分。因此,从其思想层面讨论其诗学,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其诗学的理解。出于对宋末士人务虚、庸俗的鄙夷,戴表元向慕三代,因之倡言好古。戴表元在学问上追仰三代,在此好古思想的指引下,他广泛而有针对性地汲取前代诗学之优点而针砭当时诗坛,其中又以对“晋”与“唐”两种范式的讨论最为究心。可以说,出于对前宋覆灭的反思而来的好古思想是其对前代诗学接受的根本,而“崇晋”与“尊唐”则是两翼。从思想的层面出发揭示戴表元的前代诗学接受,将使得我们对其诗论有更为立体与深刻的理解。

被遮蔽的“逸”空间:戴表元的“被变节”与被误解

作为元初东南地区的重要诗文大家,戴表元在元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席位。诗文成就之外,戴表元晚年的出处问题颇为引人注目。对于戴表元的晚年出仕,元明时期人相对宽容,而晚明以来学者则更为严苛,以变节目之。这种层累形成的“变节论”是清中期以来日益严峻的节义观在历史人物身上的投射。“五四”之后的诸多文学史论则因为习焉不察,延续了对于戴表元的偏见。从根源上说,对仕与不仕之间“逸”的中间状态认知的丧失,是引发戴氏“变节”质疑的重要原因。

戴表元出仕信州路儒学教授的主客观原因

戴表元在经历了很长的一段遗民生活后,出仕信州路儒学教授。对于这个不算罕见的现象,后人褒贬不一。联系元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戴表元的生平、儒官的性质、儒家的出仕隐居观念,从戴表元自己的诗文出发,对其出仕的主客观原因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宗唐得古”说献疑——兼谈戴表元诗论的特色及地位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元代文学史》所提出的"宗唐得古"概念影响很大,但却不甚妥当。该书将"得古"连读,是在词性上出现了误判;而学界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宗唐以得古",则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戴表元宗唐复古主张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宜提得过高,"酿蜜"说才是其诗论的真正特色和价值所在,应予重视。

戴表元任信州路儒学教授时间考证

戴表元存有大量文集,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至元、大德间东南文章大家皆归先生,而无异词。但关于戴表元开始任信州路儒学教授的时间,学界有大德八年和大德六年两种分歧意见。详考两种意见的依据,并搜寻新的佐证材料,从上任、离任、任期以及其他一些文化制度层面进行考证,可以得出结论:戴表元在大德六年出任学官,从大德八年开始,正式任信州路儒学教授,任期三年。大德十年离开信州,《元史》等记载无误。

综百家之说 开一代风气——戴表元的理学与文学

戴表元是元代著名学者、诗文作家和文论家,在宋元之际南方文人中,戴表元是能够以较为冷静客观的态度,从文化的、文学的角度反思亡宋、思考当代的一位。他的学术思想是自由的、开放的,兼综百家,不名一家,这为他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这使他在文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并形成了一定影响。他的诗文成就,也博得了后人的称赏,具有较高的价值。他在元代诗文史特别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论戴表元的诗学思想及其在宋元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地位

戴表元是元代初期的著名诗人与诗论家，在宋元文学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诗论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戴表元提倡“宗唐”，力求摆脱宋诗对元诗的笼罩。对于方回的复兴江西诗风，戴表元是大不以为然、予以批驳的。他以“神”为诗的最高境界，并以唐诗为其典范。在诗学理论上，他不是重复前人的说法，而是以一些生动形象的妙喻来表述具有自己独特体验的诗学命题。

戴表元研究的现状述评

戴表元是宋末元初的一位重要作家,其诗文创作及诗学思想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随着近年来元代诗文的研究渐成热点,一代文学大家戴表元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本文分别从诗歌、散文、诗论等几个方面简要概述了当代对戴表元的研究状况。

元初诗人戴表元的诗歌创作

戴表元堪称元初的诗歌大家。戴表元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宋末元初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自己的生存状态;山水田园诗作数量多,它们表现了作者对农耕生活、乡村景物的热爱,富有生活气息,在我国自然诗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诗歌艺术上富有激情,采用了寓言和象征手法,七言古诗句式灵活多变,诗味浓烈。

元初东南文士的复古思想及其现实指向——以戴表元为中心

元初,以文章大家戴表元为首的东南文人群体,为力变宋季余习,扛起了"复古"大旗。宗唐并臻古音、古风,是其论诗的基本倾向。其所师法,不仅指向了先贤朴实浑厚之法度,亦且包含理到韵至之气骨,其所重者尤在于盛唐之道统、志节和潜养理念,表达了"去华务质"之审美意愿。东南文士之复古倾向肇端于坚守儒学正统、革除宋末文弊,以及自我疗救的易代心理。其现实指向为朱子道学、江西诗派和场屋程文,主张发扬"以文养德"之精神,肩负"去华务质"之使命,重塑"捐俗趋雅"之品格,以矫正宋末啴缓骫骳之文风。戴氏为元初东南文人群体的代表,风流所及,仇远、赵孟、刘辰翁一呼百应,刘埙、舒岳祥、方回等东南名士声气相应,终使以文养德、去华务质、捐俗趋雅的文艺观念深入东南人心,并使"复古"成为了有元一代的基本文学趣尚。

宋末元初诗文批评理论的确立与转型——以戴表元的批评理论为中心

戴表元诗文理论是在对南宋末诗文风气的批评中确立并形成的。在诗歌方面,他提出的宗唐理论有其特定内涵和背景,其核心是在向唐人学习的同时,也要借鉴《诗经》、乐府诗和建安六朝的诗歌资源。宋末元初,戴表元的影响局限于四明、杭州等地;到元大德、延祐年间,其弟子袁桷逐渐在大都发扬、传布其派理论,渐具全国性影响,因而他们的理论主张和诗文实践具有转型性意义。可以说,元人对唐人文学风貌的模仿与推崇风气的形成,戴表元无疑具有先导之功。

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心态蠡测——以舒岳祥、戴表元为例

"易代"是传统文学关注点之一,而其中士大夫命运也在此背景下展开并发生了变化。"忠义"、"遗民"、"贰臣"等分类标签成为描述和易代之际士大夫心态及诗文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而这其中的复杂性其及其诗文表现的特点往往会被"过滤性"认识。本文试图从当时文献史料和舒岳祥、戴表元的文本解读出发,将易代之际的时代大背景和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结合,以此来分析宋末元初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的命运变化。认为其历经了由拒绝到认同,再到主动合作的变化过程。这一历程在南士群体中具有典型性。他们对元政权有着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元朝统治格局的扩大、雄浑使南士认为其可以和历史上的唐、宋相媲美;另一方面南士生存处境却迅速恶化,失去了往日士大夫阶层的荣耀感、优越感。显然,日常生存的困境迫使他们更需彰显自身之价值,不仅为了维护其生存的需要,而且要体现其尊严的价值。因而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对宋元易代之际的群体研究,不必夸大其遗民身份或所谓高洁之品质。生存境遇之选择与人生终极理想的难以实现使他们的选择趋于务实、灵活,以此会对宋元之际南方文士的诗文有一个更明确的认识。

戴表元辞赋创作论——以哲理世界的深化与拓展为中心

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在辞赋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戴表元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苏轼所开辟的文赋传统。在结构上大多采取主客问答的二元模式,从文章的构思上和境界的拓展上较为精致和精深。他的辞赋具有从人生的领悟而上升到哲理思辨层次的特点。他为辞赋所做的努力体现了宋末元初辞赋风向的转变,这标志着元人的赋学标准和审美风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戴表元诗文集版本研究

元初著名文人戴表元,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其诗文集版本也颇为繁复。本文主要从全本、选本两个方面介绍其版本在历代的演变及现今的收藏情况,考其源流,辨其优劣,希求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帮助。

论戴表元的词学思想

戴表元的词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坚持诗词一理、强调情志一体、主张崇雅黜俗、追求清豪超旷等几个方面。戴表元以传统诗学为理论依据,对词体的属性和功能进行界定和规范,力图使遭受俗曲挑战和浸染的词体能够沿着宋人积淀下的词学传统继续向前发展,对元代词体诗化理论的整体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戴表元的词学思想和词学活动,无疑起到了维护词体特性,促进词体独立发展,避免或弱化词体曲化、俗化的积极作用。

戴表元诗学思想的“穷”、“游”之论

在诗歌的发生这一问题上,戴表元认为“穷”与“游”是最重要的两个契机。而戴表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诗学思想,正是他立足于宋末元初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际及诗歌创作道路,对当时诗坛深深思考的结果。

试论戴表元诗歌的清雅旨趣

戴表元许多诗歌表现出了文人士大夫的清雅之趣,如亲近自然,寄情山水,同时又能甘于清苦寂寞,以诗书自娱。清雅旨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也即自然之趣和诗书之娱。虽然面临着社会上的诸多压力,承受着人生中的苦难与挫折,但诗人仍然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好,并能寄情诗书,体会到其中高雅的情趣。诗人并没有在坎坷和压力面前丧失自我,进而产生悲观绝望情绪或毁灭感,而是在千磨万击之下发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并找到了愉悦自我的方式。

戴表元的著述及其流传考略

戴表元是宋末元初的一位重要作家,然其去世后其诗文著述多有散佚。明初宋濂最早序刻《剡源集》二十八卷,但此刻本不久便湮没不闻。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为明代周仪、戴询所刻《剡源集》三十卷。清代,戴表元著述亦倍受重视,并有多种刻本及抄本流传,而且,清人对戴表元诗文的辑佚亦收获颇丰。然而,凡此种种仍不能尽展表元著述的全貌。

世人羡桃源,桃源复何有——戴表元诗歌的隐逸主题剖析

戴表元一生适逢时代巨变、江山易主,其的后半生也基本上是在隐居、交游与授徒的中度过的。其诗歌创作中也透露出浓厚的隐逸情怀。隐逸,是对人生的看透,但同时也反映了他在时代旋涡面前的逃避心态。戴表元之隐,与交游紧密结合,把隐逸看成是一种文人的风雅之举,因此又不得不为生计奔走以寻求物质保证。

意存牢落抒放旷,理趣洋溢入庄周——论戴表元之辞赋特征

戴表元辞赋多以室宇居所和人生处境为题材,其背景叙说和对社会现象的评议,体现出戴表元感慨疮痍,伤时悯乱的心理情绪。但因为叙写上的时空逾越和贤者德居的精神定位,其辞赋更多地展现了身陷乱世的智者的高尚德雅。这一效果的形成与其儒道兼容的思想显然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