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周改朝之际的名士戴逵考辨——以《广弘明集》载《幽林沙门释慧命酬北齐戴先生书》为中心

《广弘明集》卷24收录了北周高僧释慧命与俗家弟子戴逵往还的两封书信,但在不同版本中,慧命书标题中对戴逵的称呼不一致,或称“济北戴先生”,或称“北齐戴先生”,或称“晋戴逵”。在对比各版本的异同,并结合二人书信内容以及明代学者梅鼎祚的考证后,基本可以确定此戴逵并非东晋戴逵,也不是济北人或北齐人,而是南北朝时期由梁入周的名士,并且有极大可能在隋朝建立后被聘为太子僚佐而在东宫任职。

戴逵的雕塑艺术

魏晋时期,北方人民因频繁和多年的战争,而生活艰难。战争造成的民不聊生和百姓生活的悲惨迫使社会动荡。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政治文化的创新,雕塑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艺术。魏晋时期以及南北朝时期的雕塑,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戴逵是一位具有特殊才能的雕塑家,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生和发展。戴逵的雕塑对中国雕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戴逵的雕塑写实,风格以流畅、柔和、优美为主,出发点是表达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抒情情感。作品反映了魏晋南北三朝雕塑在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呈现的独特风格和艺术形式,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通过梳理戴逵的生平及相关文献,试图更好地理解魏晋时期戴逵及其艺术思想在雕塑中的应用。

戴逵《竹林七贤论》探微

戴逵的《竹林七贤论》两卷是研究"竹林七贤"的一部专门著述,其中不仅保留了大量关于"竹林七贤"的原始文献,也对"竹林七贤"的精神实质加以准确的揭示和评价,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学界对此书一直未予应有的关注。综合戴逵《竹林七贤论》与孙盛《魏氏春秋》关于"竹林七贤"的著述情况来看,《竹林七贤论》应是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的专门著述,其文献价值及研究价值均应高于《魏氏春秋》。由于《竹林七贤论》的缺佚情况较为严重,该书全貌已无由观览。但从现存佚文的细致论析中,仍然可以看出戴逵对"竹林七贤"精神实质的精当评价。戴逵评价嵇、阮诸贤时不仅以事实为依据,力求可信,而且对七贤有褒有贬,公正客观,特别是能透过表象,把握精神实质。这些应是戴逵《竹林七贤论》具有重要事实依据和思想深刻性的重要体现,由此也确立了戴逵及其《竹林七贤论》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戴逵还曾指出竹林之放达是"有疾而颦",这不仅是阮籍、嵇康辞世百年之后的相知之言,也是最早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魏晋风度精神实质的不易之论。

论戴逵的佛像雕塑艺术

中国古代佛像雕塑至东晋进入渐趋成熟的发展阶段,戴逵凭借自己的绘画、雕塑造诣,承当时社会崇佛风气的影响,在借鉴、吸收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求变,将印度佛像样式融入到中国传统的造像风格中,先后完成了建康瓦官寺、山阴灵宝寺两组著名的佛像雕塑,并开创了“秀骨清像”派的新的造像风格。

论戴逵的佛教信仰与雕塑创作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需要雕塑家的潜心投入,而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也会对雕塑家产生影响,但艺术和宗教之间有根本区别。戴逵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雕塑艺术家,其本人的信仰是否会影响其艺术创作,艺术创作是否会影响信仰,是难以简单论断的问题。从研究佛教雕塑艺术家戴逵的佛教信仰与雕塑创作的关系入手,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启示。

东晋雕塑家戴逵绘画评述

东晋雕塑家戴逵与其子戴颙将印度的梵像改造成中国的样式,创造了＂二戴像制＂,开创了中国式佛教雕塑。其绘画却历来少为人论起,而其绘画显然与其雕塑汉化创作具有一致性,本文作者致力于对其绘画的师承与风格内容,以及画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有利于读者对＂二戴像制＂的全面了解。

多才多艺却隐逸不仕的戴逵的雕塑艺术造诣

我国东晋时期著名雕塑艺术家戴逵自幼多才多艺、出类拔萃,成名后深得朝廷赏识。然而他隐逸不仕,一心钻研雕塑、绘画、音乐等技艺,其隐逸之风范颇为当世名士所赞叹。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的时代特征——以戴逵为例

《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刘义庆召集众多文士共同编撰,记载着汉末到魏晋时期名士言行的志人小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名士的形象和当时的时代特征。本文选取东晋名士戴逵作为研究对象,以《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为主,分析他身上折射出的魏晋士人的时代特征,得出魏晋士人以"名士"的形象出现,思想上有着儒道兼容、玄佛兼容以及崇尚闲游隐逸等特点的结论。

戴逵画“行像”考

通行《世说新语》校释本对“行像”一词存在各种混淆,采用美术史研究的视角可以解决文献学难题。戴逵创“挟纻法”佛像与中古佛教“行像”仪式的视觉方案关联密切,通过视觉方案辨析,戴逵“行像画”表现佛像的视觉动态,直观上以“行”字来描述,可见中古早期艺术认知的突破。判断戴逵画“行像”是再现现场,材料不足支持。

东晋“依仁游艺”隐逸模式及其时代特征——以戴逵为个案

东晋时期,有一种“依仁游艺”的隐逸模式,它以儒学立身,以“游于艺”为人生依托和崇高境界。其中代表人物戴逵,继承了儒学与隐逸结合的传统,并顺应时代的发展,投身于绘画和雕塑艺术之中,扩展了“艺”的外延,在人生方式和艺术创造两个方面,为后世做出了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逵与宗炳

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冲突和交融,而且与中国的艺术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佛像及造物等艺术品的输入和刺激,中国也随之有了寺塔。石窟佛像和佛画,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 由于中国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艺术家和匠师也必然投身佛像艺术的创制之中,这些艺术家和匠师也必然受到佛教思想的薰染。但是,艺术和宗教毕竟是有区别的。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质疑

戴逵(约326——396年)、戴颙(378—441年)父子在东晋、刘宋时代以佛教雕塑知名,在使佛教雕塑艺术汉化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第一批留下姓名的雕塑家,这差不多已是美术史论界的定论。如王子云先生著《中国雕塑艺术史》、林树中先生编著《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卷》等,均持此观点。林先生更明确指出:以戴氏父子为典型的“秀骨清像”风格雕塑的影响“遍及南朝,也影响于北方龙门石窟等处的佛像雕塑。”这种观点还散见于其他研究者对云冈、麦积山等处雕塑的研究著述中。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尚存可商榷之处。现将笔者的看法陈述如下,谨呈方家教正。 一、分析现存文献资料,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的说法并不可靠 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 戴逵,字安道,谯郡铚人。幼有巧慧,聪悟博学,善鼓琴,工书画。为童儿时,以白瓦屑鸡卵汁和溲作小碑子,为郑玄碑,时称词美书精。

学学戴逵如何?

东晋有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名叫戴逵.他曾精心雕塑了一座佛像,亲朋好友看后都赞不绝口,把佛像说得完美无缺.然而,戴逵并没有沉醉于赞誉声中.为了听取意见,他在佛像两侧挂上锦罗帐,自己躲在里面收集各方面的真实评价.三年之后,他根据观者的意见又对佛雕进行了修改,终于使其成为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千古佳作.

戴逵密听众评

东晋时期的戴逵,是著名的美术家、雕塑家。他是绘画艺术的集大成者,被誉为绘画界的领袖。他对佛经很有研究,对佛经故事了如指掌,深知佛经要意,故所刻佛像形神兼备。晋孝武帝中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已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佛像艺术一经引入,便迅速传开。

戴逵巧抒志愿

戴逵,字安道,东晋时期隐士、美术家、雕塑家。戴逵曾跟随著名学者范宣学习子史经文。范宣博学多识,一身傲骨,不慕荣华,因不满朝廷黑暗,朝廷先后征他为主簿、太子博士、散骑侍郎等,皆坚辞不就。戴逵十分仰慕范宣的人格和骨气,在跟随范宣读书的日子里,戴逵手不释卷,勤学好问,处处以范宣为师。因此,范宣十分器重他,特别希望他能读好经学,将来好"治国平天下"。

寻觅小学语文古诗教材中的“隐者”

古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论哪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都无一例外地收录了一些经典古诗作为课文。苏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中除古诗以外并未编入其他的文言作品,所以古诗就成了学生与古文亲密接触的唯一媒介。传统的古诗教学一般是先了解诗人,进而理解字词、诗句,最终理解全诗,了解本诗所抒之情。当然,对于童蒙初开的小学生而言,上述的教学内容必不可少。

“晋武帝罢州郡兵说”是如何形成的

古籍盛称晋武帝平吴后,曾“悉去州郡兵”,并认为此举是导致“永宁”(公元301—302年)后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近代史家多从此论。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撰文指出,“晋武帝罢州郡兵说”纯系“以讹传讹”,与史实不符。但何以若此,不甚明了。本人认为“晋武帝罢州郡兵说”之所以以讹传讹,源于戴逵《竹林七贤论》述史失实,且《晋书》、《通鉴》

试论嘉峪关魏晋墓画像砖的艺术风格

继战国、秦汉所谓"奠基搭架"的时期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绘画艺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在那样一个战乱不止、社会动荡的时代里,先后涌现出曹不兴、卫协、戴逵、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蒋少游、杨子华、曹仲达等一大批才华横溢,声誉卓著的大画家。他们的绘画成就,不仅在当时被广为崇举,即使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