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农产品产销体系: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我国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广东省德庆县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实践为例开展案例研究,从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市场赋能小农户的视角,分析了创新型农产品产销体系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型农产品产销体系可由政府赋能小农户,通过建设农业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促进农产品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从而有利于农产品专业化、标准化生产;社会赋能小农户多元化种植和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范围经济提升农户抗风险能力,拓宽增收渠道,稳定收入水平;培育“新农人”,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组织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市场赋能小农户,一方面通过农产品购销活动,接续产区小农户与消费市场,促进供需融合、产销对接,另一方面通过升级产地市场和开拓销区市场,链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互动关系,升级供应链与优化需求链,畅通流通渠道,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我国小农户与家庭农场生产率的比较分析——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对小农户和家庭农场的农业生产率与经营规模的关系开展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小农户粮食生产中存在土地生产率与经营规模之间的反向关系,但这种反向关系对于家庭农场并不显著;小农户粮食生产中基本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与播种面积之间的正向关系,但这种正向关系对家庭农场却比较显著;绝大部分小农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和成本利润率上升的阶段,难以达到或接近规模报酬和成本利润率不变的阶段,相比之下,已有相对较多的家庭农场达到或接近规模报酬和成本利润率不变的阶段。总的来说,家庭农场在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率上较小农户都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无论是保障和扩大粮食供给、增加农民收入还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发展家庭农场都是较优选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山区小农户机械化的“滴涓效应”研究——以云南山区为例

本文旨在研究促进山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路径和机理。通过对云南省山区小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回归和调节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促进山区小农户机械化水平的外部和内部路径以及相关机理的有效性,并探讨新型农业主体对山区小农户机械化水平影响的“涓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山区小农户的机械化水平主要受其社会和自然资源的影响以及内部互助行为的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提升山区小农户整体机械化水平方面并不显著,但在提升部分山区小农户的机械化水平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农业企业的带动效应对于提升“非合作社社员”和“未获得免费培训”的山区小农户机械化水平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农民合作社仅在提升合作社社员的机械化水平方面发挥显著作用。因此,建议加大山地农业机械的研发投入,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提升小农户整体现代农业水平方面的作用,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资本下乡与小农户的共赢路径及实现机制——以鲁东地区A村为例

资本下乡过程中,村社组织在推动下乡企业与小农户互惠共生路径建设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以A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经验为切入点,从行动者网络中的“转译”视角,凝练出村社组织在转译企业和小农户过程中的三大作用机制,即政治赋能、制度嵌入和精英驱动。这些机制的发挥,使得村社组织在企业与小农户之间构建了以市场为关键点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创造了企业和小农户双向借力的共生发展空间。尽管转译取得一定成就,但仍面临着制度结构的压制以及各行动主体间分化程度较高的挑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推进资本下乡中行动者网络建设的实践:一是政府应适度放权赋能村社组织,增强其转译主体能动性;二是聚合多元主体共同利益,激发行动者的转译动力;三是强化双方共建共享理念,提高转译过程的稳定性。

基于多时间尺度的户用光储能量管理策略

针对光伏出力的波动导致户用光储系统能量优化不确定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多时间尺度能量管理策略。在日前阶段,综合考虑分时电价、储能系统的寿命和负荷的可控性,建立了以用户用电成本、储能运行成本和环境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调度模型;在日内阶段,基于模型预测控制(model prediction control,MPC)并参考日前调度计划进行实时调度能量优化,矫正光伏出力的预测偏差,在不影响用户舒适度的前提下降低系统运行成本。最后,仿真结果验证了所提能量管理策略的经济性和有效性。

从“产权单位”到“纳税单位”:《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考释

《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根据其登记的表达方式可分为人户、祀户、族户、佃户、会户、庙户、商户、官户、客户九大类别。这些户名在鱼鳞图册上皆分为“业名”与“业户”两列登载。其中业户表达的是“产权单位”,依据“谁的土地谁承粮”的逻辑,其内涵是指“名义上的承粮户”;业名是对业户的补充与说明,其内涵是指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或税粮的实际承担者,即“业主真实姓名”。在兰溪,不管是从习惯上还是从制度上,田底主(大皮)是承粮户,但实际情况是只要某户拥有地权某个层面的权利,就可能成为实际的承粮者,故在业名之下或在其旁边以批注的形式可以登载各类经营者、佃耕者等信息,以表达这些人或单位是税粮的实际承担者。

合约安排与小农户增收——对“小农户+合作社”体系中三种典型利益联结模式的考察

既有研究独立探讨了小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多种利益联结模式的各自增收效果,但对于什么样的利益联结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小农户增收尚无定论。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集消费与生产于一体的农户模型以分析合约安排与小农户增收的因果关系,并基于CLES(2020—2022年)数据对三种典型利益联结模式的增收效果展开实证检验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第一,合约安排与小农户增收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增收效果从低到高依次为“租地+雇工”模式、合同农业模式和股份合作模式。这一结论在考虑遗漏变量估计偏误、内生性检验、替换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第二,小农户依托合约安排通过土地转出和劳动时间再配置(“租地+雇工”模式)、产品溢价(合同农业模式),以及提升产业价值份额(股份合作模式)等路径实现有效增收。本文研究有效识别了小农户与合作社合约安排的三种典型利益联结模式的增收差异及其作用机制,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了倾向性增收模式与实现路径的理论支撑。

配户当差与里甲制:明初杂泛差役派征机制探析

明初杂役包括官厅差役和驿递夫役在内,普遍采用“配户当差”的佥派办法。人户一旦佥点应当某种杂役便成为杂役户,固定地在一个地点长期服役,直至消乏佥替。但“配户当差”制在永乐以后出现弊端,主要是皂隶等官厅杂役凭借特权寻租,而驿递夫役负担较重,均长期不得佥替。永宣以后,一部分徭役改为每年轮充,开启了均徭法改革的历程。据新发现的“试行黄册”史料可知,明代里甲中存在较多的虚拟户和“带管畸零户”,且国家规定的点差标准很高,杂役基本要人户朋充服役。因此官府在确定所需杂役的数量以后,必须通过里甲组织的协调才能完成杂役户的佥点。但考虑到里甲内部的实际应役户数不多且徭役的附带财政责任不重的情况,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之间并不发生冲突。

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与新农人合作的利益联结模式选择研究

基于2021年中国6个省份的小农户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从小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状况、市场状况以及与新农人合作目的等5个方面探讨影响小农户与新农人建立利益联结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现阶段小农户与新农人合作以松散型的利益联结模式为主,但地区之间仍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小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模式;从影响因素来看,家庭农业经营收入比例、风险承受能力、是否加入合作组织、是否在涉农企业就业等对小农户选择紧密的利益联结模式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保证农产品销路对小农户利益联结模式选择起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建议培育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涉农企业,加大政府政策支持,提高小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以期助力小农户与新农人构建乡村利益共同体。

多元理性:家户制传统下的农户一家两制实践

怎样在实践中把握农户在食物生产上的一家两制?本文在家户制传统下提出多元理性框架,和单一理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假定展开对话。本文认为,农户理性包含多元向度且相互联系:既依循差序责任,区分“自家人”和“外部人”,进行内外有别的食物生产,“让自家人吃自家饭”,带来“个体自保”,也能进行推己及人的价值权衡,在场域约束与道义反思的互构中,将“外部人”视同为“自家人”,从而“让有条件的自家人吃上自家饭”,促进“社会共保”。基于东亚家户制传统的多元理性,与基于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的单一经济理性假定的对话,有助于更新农民学研究的认识基础,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发现能够促进食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小农路径。

嵌入视角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以河北省G村内生型服务组织的农技推广过程为例

聚焦河北省邢台市G村内生型服务组织的农技推广过程,运用嵌入理论从制度嵌入、关系嵌入、文化嵌入三个维度探讨该组织在技术、服务、市场等方面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市场的动力机制。发现村庄通过采用先进的苹果种植技术,完成了农户家庭经营的精细化、集约化、高附加值化和村庄生产的农业组织化、规模化、产品标准化、地方特色化,进而实现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在制度嵌入方面,服务组织依托村委会的制度资源、村规民约、乡村政治精英示范等完成了“行政化”组织动员机制;在关系嵌入方面,服务组织基于熟人社会的人情、信任、互利共生等实行了互惠交换机制;在文化嵌入方面,服务组织凭借共享的价值观念、品牌文化建设和富有意义的实践等实现了村庄整合机制。“村社组织+内生型服务组织+技术专家+农户”的发展模式,构建了小农户主体性的利益共同体,推动了村庄从传统维持型向现代发展型村落的转变。

基于多特征符号聚合近似和层次聚类的户变关系识别方法

针对低压配电台区拓扑档案中可能存在的户变关系异常问题,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特征符号聚合近似(MF-SAX)和层次聚类的户变关系识别方法。首先,运用符号聚合近似表达方法将用户电压时间序列转化为字符串序列,并引入电压波动系数和电压变化趋势两个附加参数对其特征表达进行强化。然后,基于编辑距离生成用户电压曲线相似性矩阵,并结合层次聚类算法实现户变关系的识别。最后,实际算例结果表明,提出的方法相比于现有方法准确率更高,误报更少,能直接应对数据缺失的情况,且具有更高的效率。

脱贫户返贫风险识别及防控长效机制构建

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国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虽然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由于脱贫质量不够稳定等因素使得脱贫人口存在着返贫风险,严重阻碍了我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进程。因此,本文有效识别返贫风险类型,构建乡村振兴战略下返贫防控的长效机制,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素养对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影响研究——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1592户小农户的调查

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1592户小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LPM和Probit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促进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素养通过拓宽小农户信息获取渠道、提高小农户信息获取能力来影响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引入ESRM模型结合反事实推断分析发现,数字素养提升可以使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水平提高45.33%;小农户数字素养对地理邻近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行为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素养对衔接现代农业的影响在纯小农户中最大,其次是兼业型小农户,数字素养对中低收入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影响要大于高收入小农户。根据结论,提出加强对小农户的数字化培训和指导以提升其数字素养,对不同类型小农户有针对性地提供帮扶措施,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等政策建议。

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城乡融合中宅基地配置的一种新构想:一户一宅一房

宅基地是城乡融合进程中高潜在价值的土地要素,也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载体。从城乡融合的视角出发,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导向,依据福利经济学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认为逐步放开对城镇居民的宅基地资格权交易,对于全社会整体福利和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等方面有诸多益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户一宅一房”的新构想,即对于城乡居民,都可以户为单位享受一次农村宅基地的资格权和一次城镇首套住房的优惠政策。为使得该模式能够具有实践的可能性,在针对宅基地主管部门、村集体组织、农户、城镇居民、工商资本等相关主体的案例分析基础上,提出了逐步扩大宅基地资格权交易范围、城乡居民同等遵守宅基地管理相关制度、设计宅基地资格权时间期限、向村集体缴纳相关管理费用等政策建议。

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联结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不同联结导向及其差异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探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研究揭示了4种不同的联结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类型A(能力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强调市场机制在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中的作用;类型B(能力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通过政策扶持和环境优化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类型C(权利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侧重于市场化方式激活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红利,保障小农户生计权利;类型D(权利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则采用行政主导方式强化小农户生计权利保障。同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以巩固拓展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为契机,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联结过程中的作用,优化合作经营与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制度体系。但是,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必须有效防范因生计能力不足和生计权利缺失导致的经营效能低下及其衍生风险。

人户分离变迁视角的大城市郊区化与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

人户分离人口是城市流动型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特征及空间分布变迁为认识大城市郊区化趋势提供了重要视角。近20年来,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增长迅速,占常住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其中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显著提高,其人口学特征呈现高学历化和大龄化趋势,其空间分布从核心区集聚向近郊区集聚转变。基于以上变迁特征,重新认识了南京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其程度,发现:(1)2000—2010年期间,南京经历了核心区和近郊区人口普遍增长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外来流动人口是此时期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2)2010—2020年期间,南京进入大规模城市郊区化阶段,核心区人口减少而近郊区人口集聚度显著增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取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3)2020年,南京的近郊区常住人口人户分离率高达54.4%,表明南京仍处于“迁居不迁户”的“半郊区化”状态,近郊区并未成长为相对独立于核心区、功能相对完整的综合性城区。郊区化带来了不均衡的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要关注和积极应对核心区人口流失与人口结构衰退过快、近郊区“人户分离率”过高和远郊区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等问题。

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小农户的组织化:不同服务模式的比较

本研究通过对比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型社会化服务模式,讨论了小农户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组织成本由谁承担的问题。在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化服务模式中,小农户因受到政府补贴的吸引而达成了临时的合作,但这种组织化具有暂时性。在市场主导型社会化服务模式中,小农户或被整合到规模经营主体的种植模式中,或被服务组织重塑。在这两种服务模式中,小农户都是被动的参与者,其组织化程度并未提高。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通过重建与小农户的双向权责均衡关系,通过收取服务费用的方式来解决组织成本问题。这种双向的权责均衡关系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小农户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利益联结,从而使该组织对小农户的组织和动员成为可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路径研究

当前,切实推进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小农户受限于自身禀赋,难以依靠自身条件转型发展,进而顺利接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量成功经验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重要桥梁,是推动小农户顺利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进一步改革农村财政、土地管理与金融制度政策的同时,激励并保障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并通过“公司+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多种模式促进小农户顺利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