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之后:户籍变更能否消除工资歧视

户籍歧视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问题。那么,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市民化”改革能否消除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工资歧视呢?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通过引入一种改进型Rubinstein模型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的识别策略,从理论和实证上回答了上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变更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工资歧视,即使在农业转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之后,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针对“农转非”群体的工资歧视;就整个“农转非”群体而言,随着近年来城市落户门槛的逐步松动,他们受到的工资歧视整体上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从劳动者的个体角度来看,虽然“农转非”劳动者受到的工资歧视会随着其落户年限的增加而逐渐得到弥合,但是过程比较缓慢;在不同城市和不同户口来源的条件下,“农转非”居民受到的工资歧视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工资歧视现象越严重;政策性“农转非”居民受到的工资歧视更加严重。

谈谈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保障这一介于传统城乡人口之间的“边缘群体”的基本生活和权利,是将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还是继续限制在其户口所在地农村?本文认为应逐步吸纳这一群体进入城镇社保网络,并进一步从三个方面作了阐述。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