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实践的错位: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路径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方面效果不明显。户籍层级体系中落户政策的引导与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意愿错位,户籍改革的福利剥除与新生代农民工落户的关注点不一致,人户分离现象的大量存在与户籍人口管理功能背离,落户障碍看似消除实质上却存在隐形壁垒。制度场域中户籍进行资源分配的制度惯性难以完全破除;行动者难以获得新的预期;户籍改革难以彻底改变户籍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嵌入惯性;大城市居民身份、资源、福利区隔再生产带来了户籍改革的体制锁定。如在制度上进行配套的综合改革,政策执行上激发地方政府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动力,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选择预期进行引导,将更好地达成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

“结构-行动”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困境与路径

如何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解决人户分离的问题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管理的主要难题。文章基于“结构-行动”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困境的宏观与微观动力机制。宏观上,户籍的符号意义与制度资源、城市融入难题、城乡空间分工下农民工的就近转移与乡村发展潜力,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背景;微观上,从生存到发展的需要、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下的归属诉求、乡土文化熏染下的行为选择,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观选择的动力。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路径。

户籍城镇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生育水平已经低于国际警戒线,未来一段时期可能面临较为严峻的人口形势。在构建机理模型基础上,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微观数据对户籍城镇化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利用二值选择模型和多项logit模型,探究户籍城镇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相对农村居民具有更低的生育意愿,且城镇居民对于生育多胎的意愿呈现递减趋势。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户籍城镇化对中高育龄群体、低收入群体以及东部地区的整体影响较为显著。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下的收入水平增加均能有效提高生育水平,社会保障对于生育造成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异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下相对显著。上述结论为评估城镇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三孩生育政策与收入、教育、住房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相结合,提高民众生育意愿的现实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例

户籍人口城镇化直接反映着城镇化的健康程度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而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是人口城镇化的核心要素,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结构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影响城镇化顺利转型的重要条件。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2007年以来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征,并发现,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密切相关,城镇化的重难点在于改革公共服务体制。要改变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和人口布局,关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均等化,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建立结果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加大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权重,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均衡配置。

地区差异、城镇化推进与户籍改革成本的关联度

户籍价值及改革成本的地区差异是地方推动户籍改革的巨大阻力。未来20年,在城镇化水平达到70%的情况下,户籍改革总成本累计不会超过30万亿元,相当于全国财政累计用于与民生直接相关支出的16%左右。以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为导向的户籍改革和城镇化推进在财政上具有可行性,改革的关键在于良好的成本分摊机制,中央政府应承担更大责任,全国整体推进、打破行政区域分割,兼顾地区差异但不能简单地以城市规模或区域格局为划分标准。

城镇化、城市房价与农村流动人口户籍迁移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城镇化主要通过农村人口流动推动,进而导致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远远低于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房价升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本文以2011—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城市层面数据分析了城市房价上涨对农村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房价升高造成的生活成本增加使农村流动人口更不愿意落户现居城市,同时,女性、高学历、参加过技能培训、高收入、有保险、有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社会融合度较高、幸福感更强、跨省流动以及居留时间更久的农村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更强,年龄与落户意愿呈倒U型关系。但是,城市房价升高对落户意愿的影响与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有关,无房、流向普通城市、省内流动、未婚、低学历、年龄小、女性的流动人口对于城市房价上涨更加敏感。基于此,笔者指出,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落户,抑制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是必要之举,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空间分异和机制研究

依据1986—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时空分异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三大板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的较大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但总体上处于稳定上升的趋势。提出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城市政府财政投入是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提升的积极因素,其中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最为重要。

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评价及城际差异分析——以5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

按照国家《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提出的目标要求,以5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评价这些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推进的总体状况及城市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被评估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不同区域城市间差异明显。按照"十二五"时期的速度进行推算,完成"十三五"的目标任务仍然艰巨。对此提出如下建议:国家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城市采取差别化的户籍政策;把政策重点由解决城乡"二元"分割转到化解区域内外有别上;应尊重流动人口落户的意愿,建立"以脚投票"的流动迁移机制;注重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从农村内部解决农民进城后顾之忧的途径。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时空演化分析

依据1986-2015年相关统计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时空分异以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三大板块、各省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但总体上处于稳定上升趋势.户籍人口城镇化高水平的省份有向东部集中的趋势,中等水平以下地区呈现一定程度集聚态势,主要分布在中部部分省份和西部大多数省份,低水平的省份呈现从西部向中部逐渐扩展的趋势.为了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以及城镇化质量,重点在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就近(地)城镇化道路,推动区域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均衡增长.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性规划与可行性方案

一直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在完全意义上的战略性规划领域存在缺失。因此,如何构建城镇化稳健快速推进的宏观调控组织结构体系及整体推进方案,在新时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镇化稳健快速推进的货币供给与投放模型、"投入—产出"质性评估等的分析表明,城镇化推进规划聚焦于用扩大的充裕的货币资金,优先解决农村富余人口彻底转移入城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抓住了以人为核心的户籍城镇化命题的关键环节。推进方案总体上实现"总产出"大于"总投入",方案总体特征体现为安全稳健快速。从区域维度来看,中国疆域广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政府公信力和执法能力相差较大,而那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政府财力充裕、公信力较好、执法能力较强的地方,则更适宜采用这种城镇化推进方案,反之亦然。

实现城镇化首先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胡宝荣撰文《论户籍制度与人的城镇化》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镇化。但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造城运动”，更主要的是“人的城镇化”。所谓人的城镇化，也叫市民化，即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并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这其中涉及到诸多方面，但在我国现阶段，户籍制度无疑是一个最基本的方面。

户口迁移与户籍人口城镇化

2014年7月国务院针对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提出了新一轮指导意见。其中,会议明确提出构建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并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形式。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只针对小城市以及小城镇打破了户籍限制,并未真正意义上实现全面化户口迁移目标。长期以往,会进一步加剧城市发展两级分化严重程度,不利于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为及时缓解这一现象,本文主要针对户口迁移与户籍人口城镇化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以供参考。

产业集聚与多维城镇化异质性

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要素和资源集聚,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然而,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机制并提出三个理论假说: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影响,但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其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然后,本文采用2005—2014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用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人口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衡量土地城镇化,非农户籍人口比重衡量户籍人口城镇化;以区位熵和经济密度衡量产业集聚度,分析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户籍制度制约了产业集聚对农村城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这一研究发现契合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先推进城镇人口和土地要素的集聚,然后逐步向打破户籍制度制约、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梯度城镇化发展战略。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时空差异格局研究

通过运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采用我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差异格局加以研究,研究结果如下:第一,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特征。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表现出较小的差异性,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圈和滇中城市圈表现出首位城市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城市圈内部的差异性较大的特征。第二,无论从常住人口看还是从户籍人口看,自2000年到2010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差异变小了,但是从各城市群分组的差异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组间差异显著大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组间差异,表明人口有由西部向东部单向集聚的趋势。第三,从LISA集聚图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0年,在长江经济带的东部形成了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类型区,在长江经济带的西部(西南部)形成了"低低"集聚类型区,同时2010年的集聚度要比2000年显著。

地方政府行为与双重人口城镇化——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中国人口城镇化存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双重人口城镇化背离现象。这表面上是由于人口统计制度和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一种统计现象,其背后则有地方政府行为的内在逻辑必然性。在纵向央地财政分权和横向府际竞争的关系格局下,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为晋升而竞争,过多关注经济绩效而忽视了公共服务,导致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基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府际竞争和公共服务负担显著加剧了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的背离程度。

基于GIS可视化的柳州市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人口城镇化相关性研究

以广西柳州市为例,对其2013—2017年时间段内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数据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数据实现GIS可视化,结合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对柳州市各地区GDP数据和城镇化率与进行相关性研究分析。研究对于柳州市的健康城镇化以及开展"人地挂钩"工作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1)地理位置上柳州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以城中区为高城镇化率中心点,各地区距离中心点越远户籍人口高度城镇化率相对越低的规律。(2)柳州市各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和人口城镇化率均呈现出了相似的增长趋势并且随时间趋于平稳增长,发展上有着良好平稳的发展趋势。除三江县明显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增长趋势低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外柳州市各地区随着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着相应不同程度增长,三江县的城镇建设用地和人口城镇化发展上还需要多加关注和调控。(3)经线性回归分析柳州市除鹿寨县外整体上各地区GDP与地区城镇化率两要素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性。

户籍放开与行动悖论:主体性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户籍选择

中国户籍政策改革目的是提高户籍城镇化率,但与新的户籍政策初衷相背离的是,伴随着中小城市户籍的放开,新生代农民工在满足落户条件、户籍改革保留土地权益的情况下仍然不愿落户城市。从主体性视角出发,在对多名新生代农民工深入调查基础上,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户籍选择的逻辑。流动性下的家乡依赖惯习、把城市作为就业地而不是归属与生活地的目标选择、成本—收益的对比等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落户城市。户籍城镇化改革要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诉求,循序渐进地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城镇化。

户口迁移与户籍人口城镇化

户口迁移是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并与城镇化密切相关。文章通过对2013年全年户口迁移业务的数据分析,系统考察中国人口的户口迁移现象以及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研究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无法惠及所有人群,需要利用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来弥补政策的不足;三类大城市城镇户口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并呈现出精英化倾向,大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方向应当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向中低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有序、适当开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口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严重不足,为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应该将一批有潜力的中小城市做大、做强;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关键环节在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妥善安排,在此过程中要防止"半城镇化"现象的出现。

社会投资视角下公共服务与农民工收入增长路径研究

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制造业比例不断下降,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这对受教育水平较低、职业技能短缺、社会支持网络单一、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农民工群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以往研究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制度因素。然而,单纯地取消农业户口并不能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制约。公共服务是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要外部力量,只有通过政府社会服务支出增加,进而加强农民工职能技能培训、搭建就业指导平台、重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才能从根本上弥合二元劳动力市场,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进而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理顺新型城镇化"人地钱"关系大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集体产权归属的明晰化和交易市场化,有利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意愿和能力,也有助于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目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不够清晰、权能不尽完整,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滞后,资产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尚不适应户籍人口城镇化的要求。建议长短兼顾、远近结合,逐步构建"市场化退出+资本化运营机制",推进集体资源资产资本化,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为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创设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