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我国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模式及时代变迁——基于初婚夫妇户籍所在地及性别视角的分析

文章利用国家卫计委2016年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流动人口初婚夫妇的户籍所在地与性别视角,将婚配类型划分为“外地男-外地女”、“本地男-外地女”和“外地男-本地女”三种,从初婚年龄、婚龄差、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分布区域及迁移范围等角度对当前流动人口的婚姻匹配模式和变迁进行了研究。在三种不同婚配类型中,“外地男-外地女”婚配类型占比最大,但随着时代变迁,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同本地户籍人口的通婚现象不断增多。并且,在流动人口匹配本地户籍人口的婚配模式中,夫妻双方表现为初婚年龄普遍延迟,“男大女小”婚龄匹配出现异化;本地户籍人口适婚年龄更为宽松,夫妻年龄差两极化扩大;农业户口比重不断减少,户口匹配呈“流动人口向上婚”;教育匹配以“同质婚”为主,教育匹配中“男高女低”和“女高男低”此消彼长等现象;从分布区域及迁移范围来看,迁入地的行政等级越高、迁移的范围越小,流动人口同本地户籍人口通婚现象越普遍。从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初婚匹配模式的变化、特征及时代变迁中可以看到,我国各地区的社会开放程度都在稳步提升。

工商执照与户籍所在地分属两区,参保缴费应到哪儿办理?

编辑同志:我大学毕业后在外省工作几年,现已回津做生意并在天津市河西区申请了工商执照,但是我的户口却在天津市静海县。请问,我应该到哪儿缴纳社会保险费?李芊李芊读者:依据相关文件的规定。

北京17万人参保“一老一小”居民在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皆可参保

8月16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相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北京已有17人参保“一老一小”大病医疗保险制度，这一制度预计覆盖范围为180万人，其中包括120万在校学生和60万散居的老人和儿童。

以人为本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自上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门槛已经完全放开,破解部分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成为户籍制度改革接下来的突出任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福利扩散(落户)与福利剥离(居住证)二元并行路径面临困境,在政策上陷入了“落户悖论”:如果推进落户,在超大特大城市户籍门槛很难进一步降低,且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高的背景下,落户已很难继续推进;如果不推进落户转而依靠居住证,在核心公共服务难以进一步与户籍脱钩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仍需要通过落户实现市民化。破解“落户悖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可实施“愿落尽落+负面清单”改革方案:在完全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将少数高含金量公共服务列入负面清单,落户者须满足负面清单中公共服务的提供部门所制定的附加条件,才能享受该公共服务。这一改革方案具备较好的经济性、道义性和可操作性,是放开超大特大城市落户限制的可行路径。

自主退出与职业化准入:城乡融合视域中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为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并防止农地非农化而形成的“保护性阻隔”强化了农村户籍制度对城乡要素流动的限制,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障碍。当前,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仍面临着农地非农化风险、转移就业农民生计风险以及农村户籍改革与农村集体产权封闭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自主退出”和“职业化准入”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破除农村集体产权的封闭性,并有效化解上述风险。进一步完善以“自主退出”和“职业化准入”为特征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要求构筑农村不动产交易的产权基础,建立农村产权的市场交易机制和国家对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回购制度,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户籍身份转换让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了吗?——基于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的视角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方法)从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两个视角检验农业转移人口在实现户籍身份转换后(即农转非)是否更好地融入城市。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从实际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来看,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与城市户籍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显著,户籍转换劳动者在实际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已较好地融入城市;其次,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客观收入水平与实际社会地位平均高于农村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最后,从主观指标来看,农村户籍劳动者群体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主观评价高于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而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主观评价指标则高于城市户籍群体,原因可能是:与城市相比,农村户籍及户籍转换劳动者实际工作总收入及ISEI指数提升速度相对较快,心理上的满足度也较高,也可能是受“知足者常乐”心理状态的影响。研究证实了尽管经过多轮户籍制度改革,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农村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仍旧低于城市户籍劳动者;农转非劳动者与城市户籍劳动者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差距并不显著,户籍身份转换劳动者群体已经基本融入城市社会,说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确实有助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及其社会地位。基于此,提出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市民化成本共担、收益共享机制等建议。

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使用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选取大五人格量表测量非认知能力,综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条件分位数回归、无条件分位数回归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非认知能力对城乡户籍人口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的收入回报率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人口,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人口收入的影响更大,另外,非认知能力对农村户籍低收入者的影响大于农村户籍高收入者。因此,应当充分发挥教育在解决相对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补偿职能,强化乡村教育中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应重视农村户籍低收入者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将农村学生非认知能力培养贯穿于整个乡村教育过程中;在家庭教育中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改革脉络

户籍制度,即与户籍或户口登记、管理相关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及法律制度,是中国最重要的人口管理制度。户籍制度不仅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趋向、城镇化进程、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社会阶层分割等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影响微观个体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收入甚至是婚姻等方方面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稳定国内公共秩序、发展重工业等需要,我国建立了户籍制度,并在1959—1978年得到巩固与发展,导致城乡二元分割与逆城镇化。改革开放以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引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由此开始倒逼户籍制度进行改革。2000年以后,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力度逐步加大,在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情况下,中央政府将户籍制度改革权力下放,鼓励大中型城市进行自主探索。2012年以后,基于公平与正义的考量,中国政府开始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不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

川渝省际毗邻经济新区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川渝高竹新区为例

重庆市、四川省积极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在两地交界地区携手共建川渝高竹新区,着力开展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推进产城景乡深度融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级新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囿于行政区划、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等因素,川渝高竹新区规划范围内的渝北区、邻水县两地的户籍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政策上差别较大。为提升川渝高竹新区吸引企业和人才的能力、增强户籍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应遵循经济建设“政策就高不就低、成本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坚持以行政区经济理论、府际关系理论、跨域治理理论为指导,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步缩窄背景下,需要对新一轮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进行评估。通过构建一个劳动力多元化流动决策的分析框架,阐释户籍改革影响劳动力城乡再配置的理论机制,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新一轮户籍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未放开户籍管制的城市相比,放开落户限制城市持有农业户口且在农村地区就业的劳动力减少了3.4%,该效应可进一步分解为持有非农户口劳动力比重增加1.9%,流动人口比重增加1.5%;户籍改革引致的落户门槛降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在降低迁徙成本的同时提高了迁徙收益,促进了劳动力城乡间的再配置;城市财政压力、户籍所在地的农地价值、迁徙的心理与社会融入成本以及不稳定就业均会对户籍改革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效应形成制约。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间落户政策差异引致的劳动力城乡再配置会进一步扩大特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人力资本差距。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一线城市落户门槛,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释放劳动力城乡再配置潜力。

人口流动与企业生产链长度--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生产链长度反映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生产的复杂程度和分工地位。本文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在梳理特征事实与理论机理后,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人口流动对企业生产链长度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户籍制度改革在促进人口流动方面有较大突破,但大部分外来人口仍面临落户困境,且受教育程度有限;其次,实证结果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缩短了企业的生产链长度,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引致的人口主要流入了低生产率企业,只有协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与教育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才能显著延长企业生产链长度;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影响主要表现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公共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

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作为重要劳动力来源,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由于户籍地和居住地之间存在较大经济差距,农民工消费水平往往受到影响。此外,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对其消费行为也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实证分析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探究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旨在为各地方政府优化农民工保障政策、刺激农民工消费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与高消费水平农民工相比,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低消费水平农民工的负向影响更大。在户籍地与居住地经济差距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机制中,身份认同发挥中介效应。

三类户籍身份居民再分配态度形成机制的多元差异——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群组比较分析

本文以城镇户籍身份居民、农村户籍身份居民和城镇就业农村户籍的混合型户籍身份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群组比较分析方法,探究三类户籍身份居民再分配态度形成机制的多元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三类群体的再分配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三类户籍身份居民再分配态度的形成机制呈现多元差异,且主要受到社会阶层因素的影响,表现在受教育程度对再分配态度的直接影响机制上,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通过影响中介变量分配公平感对再分配态度的间接影响机制在三类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形成态度和机制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于户籍身份的调节作用影响,且这种差异不仅基于两种城乡户籍类型,也基于户籍身份混合型。对此,应建立精确群体的需要瞄准机制,建设基于公民身份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为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流动与融居: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趋势分析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是观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2012与2017年CMDS数据,采用ESDA方法结合Logistic回归,探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迁移意愿从总体上呈现走低的趋势,并具有空间分异特征;向东迁移意愿显著下降,而向西迁移意愿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空间依赖性与地理集聚度逐渐下降,流动范围以省内跨市为主,表明大流动带来的大融居新格局正逐渐形成。究其原因: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配套政策红利、群体社会特性、经济社会融入度与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等因素是重要的解释变量。经济社会融入与公共服务保障在东西部地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东北部。因之,当前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需要针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与空间演化趋势做出相应的调适。

流动人口管理中户籍立法嬗变的审视与反思

对流动人口管理的行政法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既有助于推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机制改革,又有利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流动人口管理与户籍立法发展历经严密控制、管制调控、逐步放开等发展阶段,展现如下特点:从强制人口流动转化为引导人口流动;从强化中央管制转变为扩大地方政府权力;从建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突破城乡二元格局。国外在平衡人口自由迁移与城市有限资源的关系方面,有一些经验可供我国参考借鉴。我国现行的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户籍法律制度在实践中虽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但在服务行政视阈下,仍存在一些亟需重视与解决的不足,亟需加强《户籍法》的引领与保障、推进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积极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和落实居住证制度拓宽的福利与便利。

晚清土默特蒙古社会的户籍赋役制度与立嗣承产纠纷

清朝通过“户”管控蒙古社会,实现赋役征派。“户”是“壮丁”与“土地”的结合。为了赋役承应的延续性,每户都必须有壮丁不断承受家产。这就使户籍赋役制度和家族立嗣承产发生联系。蒙古人在初次分配财产之后,其家产在最初登记的“户”的后世子孙中不断承受。一般是族中分门析分家产,并以合同分单的形式加以约定。但由于家族族人的竞夺、蒙旗官吏的觊觎,立嗣承产的过程有时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抢夺战。每当纠纷发生时,清廷关于户籍赋役和立嗣承产的法律规定,就成为各方人士竞争与协商的主要依凭和谈判策略。

北魏孝文帝定民户籍及其对推进社会改革的影响

太和十年,孝文帝实行定民户籍的措施。这一措施是与三长制、均田制、新租调制的推行相联系的。可以说,孝文帝定民户籍是以三长制的实行为保证,对均田制下的农户户籍的重新登记保证新租调制的推行。定民户籍的实行确定了受田农民的小户制占有主流地位,并有益于推进汉人与拓跋鲜卑人户籍的一致化,还使国家可以改革封爵制度,实行实封爵的封授。因为封授的食邑户是从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分割而来的,也就与一般编户民存在一些差别。可是,由于北魏国家对食邑户封授的严格控制,食邑户很难与受封爵者建立密切联系,因此,食邑户与国家编户民的社会地位是相同的。应该说,孝文帝实行定民户籍取得了不能忽视的重要成效,成为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孝文帝定民户籍不能消除国家户籍的多样性,然而确定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小户制占主流地位,所以国家的农业发展和财政收入都获得比较可靠的保证。

户籍分割何以影响城市社区居民的志愿行为?——基于CSS2021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速城镇化下的户籍分割现象改变了社会成员间的互动模式,深刻影响着城市社区居民的志愿行为。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户籍分割的两重维度——户籍身份和户籍隔离对城市社区居民志愿行为的影响,以及户籍融合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户籍分割更多通过户籍隔离而非户籍身份对居民志愿行为产生影响;作为户籍隔离衡量方式的异质性指数和孤立指数对志愿行为存在积极影响,分异性指数则产生了负向影响;孤立指数对志愿行为的影响会因个体户籍身份差异而产生变化;户籍融合的中介作用得到证实,其部分缓解了分异性指数对志愿行为的负向影响,也局部抵消了孤立指数对志愿行为的促进作用。

户籍地房价对人口流动的阻滞效应研究——基于CLDS2016调查数据的分析

高房价和人口流动是萦绕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城镇化后半程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亟需关注的政策着力点。本文从户籍地房价入手,利用2016年CLDS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从个体层面考察了户籍地房价对流动人口跨省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地房价越高,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意愿越低,户籍地房价对流动人口跨省流动决策存在阻滞效应。相较于沿海区域和城市人口,户籍地高房价对内陆区域和农村户籍人口的跨省流动阻滞效应更强。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得出应当从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扩大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覆盖面、提升农村转移人口技能素质三个角度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朝鲜王朝后期户籍所见“职役”论析

职役是传统王朝国家征兵调役的依据,与赋役制度有密切联系。朝鲜王朝赋役制度下,职役又称“国役”,包括官职、军役、乡役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役种。户籍大帐通过登记个人职役,设定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职役体系体现了王朝国家对人丁的控制方法,不管是“良人”还是“贱民”,原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随着职役征调运作的体系化,朝鲜王朝的人丁管理逐渐出现中央集权化倾向。呈现在官修户籍大帐上的户籍数字反映了国家财政、劳役需求与地方社会内部秩序之间逐渐出现的平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