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房中乐考

有关房中乐的相关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并根据其史料内容可考据到周朝,周朝前是否出现我们无从查阅。随着时代的变迁,历来的史学家对房中乐的定义以及用乐情况有所争议,所以本文致力从其定义以及用乐情况等方面出发来探究此音乐的类型。

房中乐有无“金石”器使用问题新论

"房中乐"中有无"金石"之器的使用、妇人能否使用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才能使用等问题,是学术界一直存在困惑和争议不休的问题,也是讨论"房中乐"诸多问题时不容回避的重要一环。本文认为此一问题发生疑义大概始于隋朝,实际上作为"燕乐"、"庙乐"皆用的"房中乐",在"合乐"时是有"金石"器使用的。

“房中乐”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房中乐"是祭祀的庙乐,有学者认为它不仅是庙乐,还可以是后妃侍宴的音乐。文章试图从造成两种观点的史料文献中理清脉络,考察"房中乐"的性质究竟为何,以证其非为后妃侍宴之乐。

论中国历史上的内教坊与房中乐的关系

唐代的内教坊与周朝以来设置的房中乐中的共同的主角是女性乐人,也就是历史上的女乐。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承接关系是中国音乐史中没有涉及的课题。本文从两者的乐人出发,分析它们的关系,理清内教坊乐人的来龙去脉。

房中乐性质新探

先秦时期的房中乐与当时燕乐的概念既有重合之处,又非完全等同,尤其不能与燕乐中的祭祀飨食之乐相混淆。自西汉初变更古礼,惠帝将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乐》用于原庙以祭祀其父刘邦,房中乐始被误会为"祠乐",后汉人更直接用"房"指称"祠房",于是乱上加乱。只有运用历史变迁的观念作出分析,才可能将房中乐的性质予以还原,并找到其变更的原因。

论汉代的“房中乐”、“房中歌”

汉房中乐、房中歌是在周秦房中乐及房中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既用于祭祀,又用于燕享。作为汉朝“庙乐”一类的“房中乐”、“房中歌”,汉初时,其“乐”、“歌”作者均为唐山夫人,创作时间当在高祖六年或之前;在当时及其以后,名称上出现的诸多问题,是由于“乐曲作者”变更所致。作为一种独立的乐种曲目,它与汉朝其他的宗庙乐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其自身的功能和特点。内容上虽有传承“教化”的一面,但更多地体现了其作为“祠乐”的本质。

汉以后“房中乐”的发展流变

学者对“房中乐”的研究多集中于周汉两代，汉后对其发展状况则较少论及，笔者据相关资料梳理得出：魏时“房中乐”为周汉之余音，主要用于祭祀飨神；自晋以来，则渐渐脱离周汉后、夫人之乐，趋向女乐、女性之乐。唐宋后乐以娱情、娱乐，步入俗乐之流。

上古“房中乐”辩

对于“房中乐”的定义,历来聚讼纷纭,未有决断。究其原因在于未认识到词汇的意义演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且未明确把握该词的内涵与外延。“房中乐”一词的意义随朝代更替、时移事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宫庙祭祀乐”“燕飨乐”“后妃乐”为类义词且共有一个上位词“房中乐”,即三者皆包含在“房中乐”意义之内,并列构成“房中乐”意义的外延;而包含此三者的“房中乐”,其内涵与“女色”密切相关。

论《安世房中歌》与汉初宗庙祭乐的创制

《安世房中歌》17章最早记录于《汉书·礼乐志》,题为唐山夫人所作。清代以来争议不断。《安世房中歌》应包括"房中燕乐"和"房中祠乐"两部分,"房中燕乐"即周汉以来通称的"房中乐",包括"大海荡荡"等4首杂言体的楚声作品,为唐山夫人所作;其他13首"房中祠乐"是四言体的雅诗作品,为叔孙通所作之宗庙乐章。高祖驾崩以后,叔孙通采用古礼及秦仪制作宗庙乐章即"安世乐",诗中的"祖庙"即高庙,诗篇盛陈高祖功德。《安世房中歌》组诗本为祭祀高庙而作,吸收了高祖唐山夫人的四首楚声作品,在缅怀高祖文治武功的同时,施教申申,强调孝德,对参与祭祀的公卿、宗室、受封诸侯们施以教训,是庙祀组诗中的代表作品。

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书.礼乐志》所载汉《房中祠乐》与《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并不是同一首曲子而是不同的两首曲子。《房中祠乐》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用时兴楚声以变周旧曲《房中乐》而成的乐曲,所祠为高祖自范氏至丰公的历代祖先。《安世房中歌》则是孝惠二年乐府令夏侯宽用审定之后的新乐与新采选的歌词合乐而成的歌曲,词作者为惠帝时代的相当一批文人。《安世房中歌》题名中的"房中"二字,是合二字而成的一个称呼宗庙中某一宫室的专有名词,不能直剖为二而解其为"房之中"。《安世房中歌》的"未有祖宗之事",既不是因为高祖的祖先无功德可歌,也不是因为战国末年以来兴起的‘五德轮回’观念的影响,而是惠帝时统治上层对高帝在宗庙中的位置所做出的定位以及汉代所形成的独特的庙制使然。《安世房中歌》中的六个"孝"字,乃表达惠帝尊祖立庙的意图和目的,发布汉家的家法,而不是称颂高帝的能以孝治天下。《安世房中歌》中的"桂华"、"美芳"实为诗句中的语词,不能视为二诗章之名。上古歌诗章节的长短通常是取决于章曲的长短,将《安世房中歌》按文理分章以备十七章之数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周代房中乐考辨

周代房中乐之"房"指的是燕寝之房,而不是路寝之房,更与宗庙之房无关。房中乐是寝房之中后夫人事君子所用之乐,弦歌二《南》以讽谏教化君子。房中乐用二《南》,但二《南》用途更广,房中乐只是二《南》的一种用途。房中乐与燕乐、乡乐有关联,但三者有别,燕乐不同于房中乐,房中乐只是乡乐的一种用途而已。

汉《房中祠乐》的时代作者辨

《房中祠乐》即《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最初著录于《汉书·礼乐志》,关于它创作的时代、作者及其源流,汉志说: 《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由于《汉志》言之凿凿,古今学人多认定该诗作者为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辞其思想价值虽无甚可取,但它是早期的汉乐府歌诗,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应对其产生时代,作出科学的判断。我认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这一传统说法,疑点甚多: 其一、先于《汉书》的《史记》对此不仅未着一字,且有关记载令人对《汉志》的说法产生怀疑。有的《史记》注家,对汉志“高祖唐山夫人”之说明显地持异议。如《史记·乐书》:

《关雎》传播初期应属王室房中之乐

《关雎》在秦汉前后的传播面貌似乎不完全一致。《毛诗大序》标榜为"风之始也"的《关雎》虽为后世经师所推重,但在战国中期以前的文本里却很少被提及。其原因很可能和传播初期属于周王室房中乐有关。囿于材料所限,论证此重要诗学问题,不得不辅以合理假设。

隋唐墓葬中的“房中乐”题材

隋唐时期墓葬中,墓室壁画或随葬品中常涉及音乐题材,以往研究多将其视作讨论音乐、舞蹈的素材。事实上,这些内容是礼乐文化在墓葬制度中的一种表现,它们不仅具有礼制内涵,同时还是现实礼乐建设的一种映射。其中,“房中乐”题材专门用以彰显“后妃之德”,在墓葬中与墓主人身份直接相关,具有一定特殊性。本文以下即对此专门讨论。一 文献所见“房中乐”之渊源“房中乐”之名,最早可追溯至周代,《周礼·磬师》《仪礼·燕礼》中皆有提及,汉代延续其传统。

古代宫室制度与周秦汉“房中乐”索隐

从周《房中乐》及《燕乐》到秦《寿人乐》,再到汉《房中祠乐》,乃至后来的《安世乐》和《正始之乐》等宗庙之乐,前人史籍虽然注意到其间的密切联系与演化轨迹,却未能厘清这种密切联系与演化的意义和本质。究其实,房中乐的联系与演化都与古代宫室制度的房室结构与功用的演变紧密相关。房作为室旁夹室,古人于房中祭祀祖先神灵、接待兄弟宾客、行婚配之礼及生活起居,故周代房中乐与宗庙乐、燕乐、后夫人祷祀之乐相通,却于具体施行时又因等级之别有所不同,尤其是下层士人的房中祭祀乐与汉代房中乐一脉相承。秦时始皇信奉神仙长生之术,缘此将周《房中乐》更名为《寿人》。汉高祖唐山夫人制楚声《安世房中乐》及武帝求神仙方术而用乐,乃周《房中乐》、秦《寿人乐》之一脉延续。汉代重制房中乐,体现出汉代社会普遍的祖宗神灵、性与长生、治国安世的文化观念,从而形成了《房中乐》宗庙祭祀、燕享宾客、房中养生、安定天下的基本宗旨,成为后世《房中乐》壇变改造的礼乐文化基础。

“丝竹更相和”——从器乐组合形态看南音

南音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受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使这一古老乐种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专家学者们对其历史根源、艺术构成及表现形态等做了细致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在乐种的归类上南音被归为"曲艺"一类,但其与说唱音乐在性格上有迥然的差异。由于发展脉络的模糊认知导致对乐种定位的偏离。从中国传统器乐组合形态角度探寻南音的历史源流,旨在拓展研究思路,为探明南音发展的过去、将来提供另外的研究可能性。

楚礼仪音乐

楚礼仪音乐方建军译［译者按］本文发表于《东周时期楚文化的新观察》一书（华盛顿，１９９１年版），其中的“楚辞”、“擂鼓墩曾墓编钟”、“器乐合奏”以及“曾侯钟铭里的楚音乐理论”等节所述内容国内学者比较熟悉（主要描述曾墓乐器），在翻译时略去。本文原注甚多，...

论唐代燕乐与民间乐曲的关系及词的产生

燕乐是与雅乐相对而言的宫廷俗乐,唐代燕乐是中原音乐大量地融合及吸收少数民族音乐与外来音乐而形成的新乐,其与唐代民间乐曲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决不等同于民间乐曲。作为新的文学形式——词的产生,论者认为产生于民间乐曲。一、燕乐源流燕,与“宴”、“讌”相通。燕乐本来仅用于宴享宾客,亦称房中乐。《周礼·春官》:“磬师,掌教击磐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鼓磬。”郑玄注:“燕乐,房中之乐”,又《仪礼·燕礼》:“若与四方之宾客,有房中之乐。”可见,周时燕乐有如汉时“食举乐”。

乐府机关设于何时?

当今许多文学史著作依然认为作为音乐机关乐府的设立始于汉武帝。其主要依据于《汉书·礼乐志》中的一段记载:“至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如果练考史料,并非如此。就在同一篇《汉书·礼乐志》中又有另一段记载:“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候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乐府令即乐府机关的长官。《史记·乐书》:“高祖过沛诗三候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儛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更增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这充分说明乐府机关在汉初就已存在。汉初礼乐,“大抵皆因秦旧事”(《汉书·

论《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与《诗经》中的其他风诗相比,"二南"诗歌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二南"虽属于地域性诗歌,其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受众更多;"二南"中的一些乐歌广泛地运用于射礼、饮酒礼、燕礼等各个方面,还作为周代的房中乐而存在,具有雅诗地位;"二南"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它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与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有关;它具有雅诗地位,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后代编诗者将它们放入风诗之中,从而降低了它们原有的地位;"二南"被孔子所重视是由于诗歌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反映出孔子对恢复周礼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