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奴效应”导致居民消费低迷了吗？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在2011年与2013年采集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考察了＂房奴效应＂的两大表现——购房动机与偿还住房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购房动机挤出了7.4%的家庭消费,且主要挤出了食品衣着、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偿还住房贷款挤出了15.8%的家庭消费,且主要挤出了耐用品、住房装修维修支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购房动机通过降低边际消费倾向而挤出了消费,且预期房价增长速度越快,购房动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越强,有购房动机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越低,而偿还住房贷款使家庭受到了严重的流动性约束,其表现为住房贷款占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被挤出越严重。研究还发现,除了直接影响消费,＂房奴效应＂还会通过抑制住房财富效应而间接降低消费。本文为理解中国居民消费低迷提供了新的证据。

收入效应还是房奴效应?——基于中国家庭流动性约束现状分析

本文探讨了中国家庭流动性约束的成因,对总需求的抑制,以及对新冠疫情影响的放大等问题.综合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8年的数据和疫情期间的网络调研数据,本文分析了收入降低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房地产火爆导致的“房奴效应”对家庭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及其对总需求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地,本文还探讨了疫情之下流动性约束对总需求负面冲击的放大效果.研究发现,疫情前中国家庭面临的流动性情况已经在逐渐恶化,受到流动性约束家庭的比例由2010年的24.37%上升至2018年的35.31%.对于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同“收入效应”相比,“房奴效应”的影响更为显著,是使家庭可能陷入流动性约束中的主要原因.同时,流动性约束会显著影响消费,与未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相比,受到流动性约束家庭的消费降低6.9%左右.针对流动性约束对疫情影响的放大作用,我们发现,相对于有房无贷的家庭,有房有贷的家庭以及无房的家庭在疫情期间消费下降更多,储蓄降低更多,更可能陷入流动性约束,且对2020年下半年的消费更加保守.本文的分析不但为中国消费低迷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为需求侧改革提供了依据.

住房信贷会削弱“财富效应”吗?——基于CFPS数据对房产财富效应的再检验

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已有研究中得到佐证,在住房市场和住房信贷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讨论贷款购房带来的还贷经济压力是否抑制了房产"财富效应",在我国特有的消费文化和居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刺激国民消费需求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两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在引入购房方式相关变量后对房产"财富效应"进行了再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住房"财富效应"广泛存在,是否持有住房、住房套数和住房价值对家庭消费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如果脱离购房方式,单一考虑住房"财富效应"不尽准确,在考虑了购房方式和待偿房款额变量后,发现贷款购房方式缓解了家庭预算约束,待偿房款额对住房"财富效应"并无明显的抑制作用,虽然"房奴效应"对于住房"财富效应"具有一定的削弱,但不足以抵消住房价值提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

家庭资产、财富效应与城镇居民消费

采用2006～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家庭资产与城镇居民消费的面板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房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而表现出"房奴效应",尤其在东西部地区较为明显;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显著,不过仅在全国层面与西部地区存在。房价的过度上涨无益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而利率调整机制则有利于发挥金融资产对消费支出增长的引致效应。

住房产权对城镇居民家庭经济地位变动的异质性影响

依据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量住房产权对居民家庭经济地位变动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由于完全住房产权获得的房奴效应超过其财富效应,存在贷款偿还压力的家庭为了保证月供还款,不敢冒险追求具有更好工作前景和高工资的职位或创业机会。完全住房产权获得对居民家庭经济地位提升有负向影响,部分产权获得对居民家庭经济地位变动的影响不显著,住房产权获得对老年群体、低学历群体家庭经济地位提升负向影响显著,对青年群体、高学历群体的家庭经济地位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以债生财”还是“因债致贫”? ——家庭住房债务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脱贫的长效机制应考虑到未来贫困风险问题,即应关注贫困脆弱性。随着住房债务在家庭债务中的主体地位日益显现,住房债务或将影响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两者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平均而言,负有住房债务的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显著低于无住房债务的家庭,且以住房债务资产比度量的住房债务压力能够缓解贫困脆弱性。但这种缓解作用并非是持续的,而是表现出“U型”非线性特征。当住房债务资产比低于137.5%时,住房债务主要表现出净“财富效应”,存在“以债生财”的可能;在此之后,“房奴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刺激“因债致贫”现象的发生。当然,家庭特征不同也会使这种影响产生差异。为减缓相对贫困,可进一步提高住房信贷效率、发挥住房信贷效能。

有恒产者的恒心:农民工住房状况与就业稳定性研究

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合并,探索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在打工所在城市有住房的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更高。其次,通过对可能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观察发现:住房产权通过房奴效应和锁定效应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房价上涨会提升有房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后,根据住房类型、就业身份和代际差异进行的异质性探讨发现:自有住房产权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高,租住政府公租房和单位住房者的就业稳定性高于租住私人住房者,而居住临时住所者的就业稳定性最低;住房产权对雇主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雇员型农民工,对中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房价上升和居民消费下降并存的局面引发国内大量学者进行研究。本文基于既有文献成果,对部分国内外研究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消费的文献进行梳理,主要从房价对消费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并根据观点不同分为“有正向作用”“有负向作用”和“影响不明确”。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房价上升抑制居民消费,并对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有产者的就业焦虑:安居真的可以乐业吗——基于城市住房分层与工作满意度的观察

在当前以住房财富划分的社会分层已然形成的背景下,有大量研究证实了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然而,作为构成幸福感的重要方面,住房对工作满意度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影响。文章利用CLDS2016数据探索了住房分层对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多套住房者的工作满意度更高,仅拥有一套住房者表现出了比其他群体更低的工作满意度。文章从心理机制和工作满意度主客观指标分解两方面探索了其原因:一方面,偿还房贷的压力和房价上涨引致的工作机会成本的提高所引发的相对剥夺感降低了一套住房者的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作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等客观条件方面与无房者没有明显差异,但一套房者对工作收入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情绪,多套住房者在三种工作条件上均优于其他群体,因此其满意度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