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时期清河崔氏青州房支研究

清河崔氏兴起于魏晋,是中古时期的高门望族,永嘉以降,由于战乱迭起,政局动荡,清河崔氏飘零遐迩,家族成员分别出仕南北朝不同政权,其中崔辑一支南渡黄河,于青州定居,在刘宋时期转化为了青齐土民,这一时期无疑是青州房发展的重要阶段。但目前尚未见专文讨论,有鉴于此,该文通过对青州房成员的政治行迹分析,来探讨这一时期青州房发展的特点。

唐代士族轉型的新案例——以趙郡李氏漢中房支三方墓誌銘爲重點的闡釋

中古時期士族流動的歷史線索,經過史家陳寅恪、毛漢光等的持續研究,已經產生了豐饒的成果和許多有意味的結論。但流動的複雜過程以及其中的許多細節,因史料缺乏,尚未能揭示出來。本文借用"轉型"範疇,將新出唐初史學家李百藥墓誌銘與其祖父母碑誌和相關史傳資料進行對讀,試圖通過新出史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映證,對趙郡李氏漢中房支進行重新梳理,重點以喪葬地的改變來觀察漢中房支的流動及中央化進程,以期對中古社會和士族轉型有新的認知,對流行的"唐宋變革論"的起點也提出自己的獨特看法。通過李氏家族幾方碑誌的比較,還抉發出中古時期大族家風家學的一些與衆不同處,文章並對李百藥的文史著述作一點新的評價。

东晋南北朝时期河东裴氏的佛教信仰——以迁移房支为中心

河东裴氏与佛法结缘的时间较早,最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已有观世音信仰,凉州、蜀地的佛教氛围对河东裴氏的佛教信仰影响较大。东晋南北朝时期,河东裴氏迁移家族成员或建造佛塔,或讲经弘法,或居家笃信修持,对佛教传播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河东裴氏家族成员在佛教信仰方面房支有别,辗转迁移的家族房支在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寻求佛法护佑,异地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和家学家风的包容性、创造性使佛教信仰在他们房支内部扎根并世代传习。但留居乡里的裴氏家族则坚守世业,与佛教保持距离。

对吴兴姚氏房支的命名兼论唐代吴兴姚氏的新贯

吴兴姚氏是汉唐之间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为唐代江东四大士族之一。新表中对姚氏定著房虽未明指,但实际上却已列出。古人虽未明确指出,但为了便于今后吴兴姚氏的研究,笔者认为应对其著房以及其他房支加以命名,基于墓志所见材料,辅以其它史传文献资料,也附带兼论唐代吴兴姚氏的新贯问题,这些都是尚未见研究成果的内容,具有较大的意义。

从类封建承袭到诸房并重——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变化的探究

中古时期,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的类似封建承袭形态演变成了隋唐的诸房并重形态。魏晋南北朝,士族家族累世数代居官上品,血缘亲疏关系对任官影响较大;东晋以降,士族在姓望内逐渐分化出房支;隋唐时,大士族往往有数个主系并列,这些主系又经历了盛衰变化。河东裴氏“三眷五房”的分化是中古士族家族内部结构变化的典型案例。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昭穆疏远后的自然分化,“为门户计”的主动选择,战乱、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催化。

北朝政权中的京兆韦氏

北魏政权下的京兆韦氏,有留北和北归两支,因为参与北魏政权的途径和寓居地域不同,各房支在北朝时期的发展具有较大差异。留北房支因为始终自保本贯,宗族乡里力量得到持续的巩固和加强,为后世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的中央化奠定基础,北魏分裂以后,他们较早投向宇文氏,进一步为后世冠达增加筹码;北归房支不复本贯,寓居各地,且各自孤绝,难以形成较强的宗族力量,在北魏分裂东西以后,随东魏北齐政权进退,周灭齐后,其房支不显。

中国村落里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闽南赤石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村落中村民自治组织'新农村建设理事会'运行现状的人类学个案研究,试图以闽南赤石村新农村建设理事会为例,勾勒出当今中国农村公共空间运作的一种具体表达形式,且其运作过程是与村委会行政关系、村落里的宗族力量等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一种社会建设的组织形态,闽南赤石村理事会出现的原因是新农村建设运动中,政府号召、村民要求村落面貌改变的愿望、村委会小组长制度的式微、宗族力量和其他利益形式妥协的结果。赤石村理事会运行的规则遵循的是宗族文化中'房支利益均等化'原则,是一种宗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而非行政式的正式组织形式。赤石村理事会的实践证明,在处理村落公共事务方面,村落理事会的村落自治模式较村民小组长式的管理方式更为有效,其或可成为中国村落社会建设模式的有效借鉴例子。

北朝清河崔氏乌水房家族墓研究

士族是北朝重要的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承担着关键性角色。北魏孝文帝末年,以魏晋旧籍并当世仕宦为依据,确立了卢、崔、郑、王、李五姓之地位~①,此后这五姓经营婚宦,社会声望日隆,成为北方第一流门第。从宗族构成看,北朝士族多数在汉代便已形成郡望,至曹魏西晋渐次凝成,由于宗族发展,郡望下复分成多个房支,至北魏中叶以后虽泛称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