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所有权异质性与机构养老服务满意度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机构养老服务需求迅速增加,但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养老机构之间需求并不平衡,公办养老机构需求比较旺盛,而民办养老机构需求相对缺乏。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实地调查,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分析,阐明不同所有制养老机构之间满意度差异,进一步分析供求不平衡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公办养老机构在医疗服务、康复服务等方面优于民办机构,但民办机构的护理能力、服务态度优于公办机构;不同所有制养老机构市场势力不均衡导致供需矛盾突出。政府应该对民办机构的扶持力度,消除公办机构和民办机构的不公平竞争,使中国机构养老产业更加健康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数字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技术加速迭代、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及大国追逐数字技术领先地位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2011-2022年A股数字技术领域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DEA-SBM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数字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弥补了学术界关于数字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欠缺,优化了数字化转型衡量方法。研究发现,与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数字化转型对数字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提升效果更加显著。建议国家加大对数字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在国家产业数字化过程中,鼓励优先采用国产化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形成市场培育企业、企业反哺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货币政策、企业投融资决策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将所有权异质性引入企业投融资决策模型,并借助融资成本、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和杠杆-收益错配三组概念将货币政策、企业融资决策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融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下,得出货币政策对企业资产负债率,进而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基本推论。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决策、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但无论货币政策宽松与否,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始终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攀升的主要推动力。由此,本文认为“去杠杆”相关政策应警惕所有权异质性带来的扭曲效应,其核心或着力点应当放在国有企业一端;而货币政策则应保持适当宽松,以“宽货币、紧信用”缓解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蓄能。

地方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中战略资产寻求动机的实证研究

合并2006~2017年间Orbis财务数据和Thomson ONE企业跨境并购数据,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结合相关文献对跨国公司战略资产寻求和所有权异质性进行定量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所有权模式,地方国有企业所有权属性与中国跨国公司,在对外并购中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国际移动性较强的专利资产和较弱的商标资产,均对地方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产生较强的吸引力,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国有企业在多种维度上呈现更强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

政府隶属程度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动机偏好的影响

政府隶属程度差异是跨国公司所有权异质性的重要形成因素,进而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体现不同的动机和行为,本文基于多类别逻辑回归模型,以中国跨国公司的跨境并购交易为观察样本,实证检验了2006—2015年间政府隶属度对中国跨国公司的传统自然资源密集型和技术资源密集型海外企业寻求动机的差异影响。结果显示,政府隶属度越高的跨国公司倾向并购同时兼具自然资源密集和技术密集特征的目标企业,其中对于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企业有更强的意愿,实现其配合服务国家战略与安全的需要;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政府隶属度较低的跨国公司则更倾向于并购技术密集型的海外公司,以追求企业核心竞争力快速提升。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下银行信贷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下银行信贷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基于企业所有权视角的异质性表现。研究表明:(1)银行总体信贷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信贷会抑制企业创新,而长期信贷则有利于企业创新,并且这些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都更为明显;(2)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显著削弱了银行总体信贷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负向调节了短期信贷和长期信贷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且非国有企业对这些调节效应更为敏感。本文拓展了银行信贷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边界,也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