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T数字作品交易行为的“发行属性”与适用规则

NFT数字作品交易方兴未艾,但侵权问题频现,亟需合理的规制路径。NFT技术促进数字作品交易客体特定化并产生准物权变动的效果,使NFT数字作品区别于一般数字作品与传统作品,为发行权扩张提供了技术性支撑。但发行权的扩张尚面临诸多困境,包括“有形载体”要件的阻碍、“所有权转移要件”标准不明、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数字环境中存在重叠等。基于此,应当厘清数字环境中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细化NFT数字作品交易领域的发行权适用标准,完成从“有形载体”到“作品与载体相对应”的转变,明确“出售”及“所有权转移”的认定;以“转让+删除”技术及征收版权转售费作为辅助手段,完成发行权在NFT数字作品交易中的嬗变与适用。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股价同步性

共同机构所有权作为一种新兴制度活跃于资本市场,对股价同步性存在一定影响。本文基于股价同步性的非理性行为观,以2007~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提升了股价同步性。具体而言,共同机构所有权可以发挥信息资源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代理成本以推动股价同步性上升,并且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及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不仅拓展了基于机构投资者视角的股价同步性研究,并为全方位认识共同机构所有权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资本市场行稳致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脱销遗爱,为善之选?新产品脱销经历对消费者捐赠意愿的影响研究

随着产品预售、直播带货和购物狂欢节等新型商业模式的日益盛行,新产品脱销日渐普遍,但对于它们的捐赠却困扰着许多消费者,而且相关的关注和研究也严重缺失。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和道德提升感理论,本文通过构建有调节的双中介模型深入探讨了新产品脱销经历是否、如何及何时会影响消费者的捐赠意愿等问题,并通过实验法和调查法进行了检验。2个主实验及其扩展实验或准实验表明:(1)新产品不同类型脱销经历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捐赠意愿,其中限制供应数量的供应性脱销经历较之于需求突发增长的需求性脱销经历更难唤起消费者的捐赠意愿;(2)消费者心理所有权与道德提升感共同在新产品脱销经历对消费者捐赠意愿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前者会起消极中介效应,而后者会起积极中介效应;(3)消费者的社会价值取向会调节心理所有权与道德提升感的共同中介效应,亲自我价值取向者会让心理所有权中介效应占优,从而减弱消费者的捐赠意愿;亲社会价值取向者会让道德提升感中介效应占优,从而增强消费者的捐赠意愿。本研究结论在深化与完善新产品脱销、旧物处置和慈善营销等理论的同时,也对消费者理性处理旧物、厂商改善新产品脱销、慈善机构营销募捐及监管机构规范治理有重要的管理启示。

财产权的张力:洛克与马克思

洛克作为近代政治哲学财产权思想的开创者,在《政府论》中从自然权利论说出发,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所有权思想。马克思继承了洛克劳动所有权思想的核心,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现剩余价值,揭露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开启了财产权的资本逻辑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财产权是以劳动所有权为外在形式,背后隐匿着否定自我所有的资本所有权,揭示了财产权的现代分离。马克思将洛克的劳动所有权发展为劳动力所有权,在重建个人所有制中实现人的自我所有,完成了对财产权的正义建构。

论被代理人直接取得买卖物的所有权

在显名代理关系中,买卖合同系被代理人和出卖人的合意,被代理人不但承受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而且直接取得买卖物的所有权,代理人对买卖物为占有辅助或媒介占有关系。无论买卖物为动产抑或不动产,这一结论都不改变。隐名代理动产买卖在适用《民法典》第925条时,其法律效果与显名代理动产买卖相同,即由借名人直接取得买卖物的所有权;若适用《民法典》第926条的规定,当出名人披露、借名人行使介入权且出卖人选择借名人承受动产买卖合同项下的法律效果时,则借名人直接取得买卖物的所有权。对于隐名代理不动产买卖,有权处分说认为出名人取得不动产所有权,无权处分说则主张借名人直接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其路径有三:第一,把不动产物权登记在出名人名下的现象视作登记错误,在出名人和借名人的内部关系中,将不动产物权归属于借名人;第二,把为借名人的利益承受房屋登记的出名人看成“借名人方面的人”,即“取得媒介人”,出卖人向其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等于向借名人转移登记;第三,区分内部与外部关系,在外部关系中,出名人依不动产物权登记成为不动产物权人,而在内部关系中,借名人径直取得不动产物权。由于借名购房处于代理关系的架构中,故借名购房合同应被视为借名人与出卖人之间的合意,由借名人直接承受相应的权利义务。

数字经济要素收入核算与竞争力分析——基于“属权原则”的异质性视角

文章以OECD发布的ANME ICIO表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新的数字经济要素收入测算方法,进而准确地捕捉跨国企业数字技术活动的影响。通过构建综合指标,对比分析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在数字经济发展竞争力方面的差异。同时,深入探讨本国企业与跨国企业在数字经济要素收入获取中的角色差异,并剖析数字经济要素收入的结构,聚焦不同价值链活动对其贡献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稳步增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计算机硬件设备制造业成为推动数字经济要素收入增长的引擎,全球竞争力卓越;然而,中国的IT及信息服务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有提升空间。此外,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核心数字技术跨国企业,但本国企业在海外活动中的数字经济要素收入占比相对较低,制约了整体发展。文章揭示了国内价值链相关活动是中国数字经济要素收入的主要来源,巨大的市场规模为内循环提供了广阔的增长空间。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的数字经济要素收入占比仅次于内循环,凸显了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相关活动的能力。最后,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相关建议。

马克思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与批判——基于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两度分离的考察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现了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以及之后的管理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离,并透视了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剥夺性本质。随着劳动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两度分离,脱离现实的再生产过程的资本在非生产领域依靠虚拟资本投机以及吞并其他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而延续着其剥夺性,其历史局限性进一步暴露,进而也离其自身的消亡越来越近,这为劳动者对资本进行“积极的扬弃”提供了条件。《资本论》所蕴含的对资本剥夺性的透视可以有效证伪当代西方话语将资本视为具有特殊“贡献”的永恒神秘“物”的拜物教思想,揭示资本作为剥夺性关系的实质与界限,这有助于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探索资本作为“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的关系性功能。

员工内部创业对变革抵制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自我拓展理论,依据338名员工的3个时段的调研数据,构建了有关理论模型,探究了员工内部创业中变革抵制的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内部创业对变革抵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心理所有权在员工内部创业与变革抵制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公平感在工作心理所有权与变革抵制之间起到调节作用;组织公平感程度越高,工作心理所有权与变革抵制之间的关系越弱;同时进一步调节了员工内部创业通过工作心理所有权对其变革抵制的中介作用。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客户集中度

高客户集中度加大了公司经营风险和供需链断裂可能性,这显然不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构建。本文利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公司客户集中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提高公司议价能力和信息透明度来降低过高客户集中度,且其联结程度越高、联盟数量越多,降低效果越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主要客户出现业绩下滑或经营不善时,共同机构所有权才会发挥协同监督效应以干预企业客户集中度,且该效应的发挥在西部地区公司和非高新技术公司中更显著。本文为降低企业对单一大客户依赖程度、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企业客户资源配置优化管理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政策启示。

家族所有权涉入与企业国际化--基于企业规模与国资参股的视角

家族所有权涉入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线性的。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现有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基于中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家族企业2013-2019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并结合门槛模型,探讨家族所有权涉入的不同阈值水平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所有权涉入与企业国际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企业规模、国资参股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在这两种情境特征下家族所有权涉入对企业国际化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在2020-2022年的样本中,家族所有权涉入对企业国际化的积极影响有所减弱,这说明外部风险与极端环境会对家族企业的国际化策略具有明显影响。此外,不同经济区域的家族企业,其所有权涉入对国际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家族企业更好地面向国际化经营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人身所有权视野中的儿童权利:论生育的群己权界

自由主义反对政府的生育补助,而生育补助的支持者认为,儿童构成一种公共物品。这两者观点都有其缺陷,人身所有权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把握生育的群己权界。许多权利主体,包括儿童本人,对儿童都拥有人身所有权,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潜在或现实的儿童多级人身所有权。近代工业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儿童保护和福利政策,本质上都是一种儿童部分公有化,它体现了政府所代表的儿童公共人身所有权。当代中国的生育扶助政策,也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儿童公有化。公有化是一种总体描述,其具体的权利构建,则视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微观的儿童处境中的权利嵌入而定。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股票市场稳定:协同治理还是合谋垄断?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机构投资者在同一行业持股多家公司(共同机构所有权)的经济现象日益普遍。从股价崩盘风险视角研究共同机构所有权如何影响股票市场稳定,实证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加剧股价崩盘风险,支持合谋垄断的观点。异质性检验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在产业资本持股更高和信息环境较差的公司样本中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存在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公司会显著减少年报中负面语调的披露,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能够显著抑制共同机构所有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从而验证合谋垄断动机下的坏消息隐藏机制。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吗

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机构投资者成为影响企业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共同机构所有权并未得到现有研究的充分关注。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共同机构所有权以及其联结程度、持股比例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降低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信息披露质量和代理成本是共同机构所有权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进程迅速的地区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对于共同机构所有权经济后果的研究,为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和降低资本成本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美食直播带货中主播特性对消费者冲动购买意愿影响研究

随着直播带货的不断发展,美食品类逐渐发力,成为电商直播带货领域的重要细分市场。美食直播带货中,主播具有重要作用,其价值备受关注。研究基于SOR模型,以心理所有权为中介变量,平台声誉为调节变量,探索主播特性对消费者冲动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有效数据并开展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美食直播带货的主播特性(专业性、吸引力、互动性、可信性)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的心理所有权,同时心理所有权正向影响消费者的冲动购买意愿;平台声誉在消费者的心理所有权与冲动购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美食品类商家进行直播带货时可以从主播特性、平台两方面来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希冀为美食品类商家选择主播开展电商直播营销活动提供参考。

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信托财产所有权转移登记

在我国应当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现存的关于这种不动产信托仍然以其委托人为前述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的情形需要改变。要致使《中国信托法》能够为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前述登记提供民事实体法依据,需要将下述两项规定中的某一项增补入该法中:一项是以“无委托人的信托的信托财产权转归受托人享有”为其内容的规定,另一项是以“无委托人的信托的信托财产权置于受托人的名义之下”为其内容的规定。有可能在我国确立的只能够适用于这种不动产信托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应当考虑将与其适用对象相适应的下述两项规定纳入其中:第一项是记载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规则的规定,第二项是关于其适用能够将这种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置于由法律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设定的义务的承担者的地位的规定。

论融资租赁承租人破产时的出租人权利

融资租赁是一种新型交易模式,不宜以租赁交易等传统法律关系对其定性。融资租赁中作为出租人权利基础的所有权具有特殊性,相较于完整的所有权有所弱化,是为租金债权提供担保的“名义所有权”。从权利基础、利益衡量、制度取向三个角度出发,承租人破产时的出租人权利宜定性为破产别除权而非破产取回权。在融资租赁合同的破产处理中,《破产法》所规定的破产管理人的挑拣履行权不宜被直接移用。在出租人享有破产别除权的情况下,承租人破产管理人的挑拣履行权并无适用空间。未来立法应当将传统租赁从融资租赁中剔除,完善破产法有关融资租赁的特别规范,通过法制保障融资租赁行业发展行稳致远。

自然资源特许权的法律性质与规范调适

自然资源特许权的法律性质是全民所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公法物权说与私法物权说成为自然资源特许权法律性质的争议焦点。我国自然资源特许权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为权利基础,具有公共性、公法性与财产有限性,应当被视作一项公法物权。自然资源特许权秩序的运行,既涉及全民利益的实现,也要求国家积极履职、规范行使权力。确保自然资源特许权的运行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关键在于规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加快自然资源特许权物权化构造及健全自然资源特许权多元化救济机制,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提供基本保障。

基于NFT数字资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NFT(非同质化通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独特数字资产,代表非同质化、不可复制的所有权证明,具备唯一、可验证、可编程、可追溯等技术特征,天然与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契合性。通过NFT的技术构成逻辑分析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实际应用价值,NFT为知识产权提供了更加安全透明的记录方式,能有效防止知识产权的非法复制和盗用,NFT的智能合约功能也使得知识产权的交易更加高效,与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紧密相连,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NFT在实际应用中亦面临技术安全与侵权漏洞等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应从公众认知、监管体系、平台管理三方面入手,推动NFT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审计机关调查权域与处理处罚权域的差异:现实困境与弥合路径

我国审计机关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文章基于经典审计理论,分析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和调查权域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审计权域差异的弥合路径。现行审计法律法规确定的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这种权域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专门经济监管部门在提出本部门法草案时未将审计机关作为执法主体,以及现实中相关人员对“法定职权范围”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权域差异严重影响了对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处罚效率。弥合权域差异的路径是将处理处罚权域扩展到调查权域,虽然这会导致对经济行为的双重监督,但因专业经济监管和审计监督是不同性质的监督,二者在监督目的、监督重点和监督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因而不会造成重复监督。

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基于共同机构所有权网络视角

聚焦企业间基于共同机构所有权联结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网络中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网络中企业金融化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基于信息获取的主动模仿和基于竞争压力的被动反应是金融化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为外部监管较弱的非国有企业或者当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较低时,同群效应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