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侦查之基准:合法性原则和最后手段原则

合法性原则和最后手段原则是诱惑侦查司法准则的核心内容。合法性原则以诱惑侦查的强制侦查属性为基础,要求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在实施诱惑侦查过程中应严格遵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并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法正当地实施,以追求客观、合法、有效的侦查结果。最后手段原则足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并以侦查比例原则为理论基础,将诱惑侦查限定为侦查方法系统中的最后一环,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最后方法。

大数据环境下隐私信息保护的入罪检讨——以最后手段原则为视角

大数据时代对隐私信息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学界也越来越关注对隐私信息的保护。信息作为一种基本的法益,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但是,一概用刑法打击侵犯隐私信息的行为,会导致刑罚权的不当扩大。在大数据时代下探讨隐私信息的保护问题,本质上就是探讨如何划分刑法的边界。证立刑法禁止的根据首先要经过法益保护原则和伤害原则的检讨,但是,其却无法划分和民法(主要是侵权法)的边界。可用最后手段原则划分刑法的边界,在最后手段原则的指导下,根据一般恐惧理论将侵犯隐私信息的行为入罪,即侵犯隐私信息并引起一般恐惧的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禁止的范畴。

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之解读

最后手段原则源于法治国的比例原则,它包含了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轻刑化的内容。欠缺实证检验、欠缺独立的规范功能、欠缺精准性是其内在的缺憾。风险社会对其提出了客观的和主观的挑战,我国的应然态度是:坚守原则、保留例外,立足本土、灵活运用,并注意法益理论的困境。其中,例外存在于公共利益的领域。最后手段原则虽然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困境,但是依然值得立法者奉为信条。

引进型300MW机组调频手段选择原则之探讨

随着社会产品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纺织、钢铁、冶金、化纤等用电大户的景气度下降,而新崛起的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和第三产业等用电容量却不大,这样给电力行业带来较大的压力,尤其在低谷时更为明显。为适应新形势,采用何种运行方式或措施、采取什么样的调频手段,才能在不损害设备的情况下,既满足峰谷差的要求,又能使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较少。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监理原则与手段探讨

最近的几年中我国环境污染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对于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重视,人们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生态环境,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需要高度的重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工作,对建设过程中的监理和手段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主要阐述了我国目前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现状,对林业生态建设中的特点及性质进行分析,保障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健康、长远发展。

民刑衔接视阈下医疗违规行为的入罪研究

违反诊疗常规的医疗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调整。但如果一概将其作为犯罪处理,将遏制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划分刑法规制医疗违规行为的界限。医疗违规行为对患者人身法益及其他社会公众造成不当干扰时仅满足入罪的最低标准。根据最后手段原则,需要继续通过道德信誉理论、普遍恐惧理论及威慑的经济分析理论进行评估,不会引发普遍恐惧、经济效益显著的医疗违规行为不存在道德可非难性,故而缺乏适用刑法对其进行规制的必要性。

谈谈数学教学中教学手段的选择

在现代数学教学中，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教学手段并存．在这众多的教学手段中 ，教师在选择时应遵循的原则是：（1）有利于理解原则；（2）手段简单化原则；（3）考 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原则；（4）传统手段和现代手段互补原则．

论刑法保护本土化视域中的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的目的在于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本土化语境下被遗忘权相关问题的探讨首先要以被遗忘权的确权为前提,被遗忘权具备本土确权的历史与现实上的必然性。被遗忘权的权利属性不同于删除权、个人信息权以及隐私权等权利,需要将其视为一种独立性的权利。刑法语境中探讨被遗忘权的保护问题,要从内外品质两方面论证刑法保护的正当性,内在品质的论证涉及对新型法益成立标准的探讨,外在品质的论证主要围绕最后手段原则展开,最终得出被遗忘权具备法益化的资格以及刑法手段保护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刑法才能够对被遗忘权的具体构造展开探讨。

中国刑法的修改与中国刑法理论的进步

在制定"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十一)和修改中国刑法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中国刑法理论的进步。中国刑事立法目前的基本思路应当以犯罪化为主,中国刑事立法的基本标准必须以"严重社会危害性"理论作为政治标准,以"严格且明确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律标准。修十一制定的基本问题是应当加强立法技术的改进和创新,中国刑法学应当以先进的理论积极支持刑事立法工作。

解释论视野下我国解雇事由模式探析

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解雇事由模式,虽承继于国际主流的"正当事由说",但本质为"法定事由"。从解释论的角度而言,现行解雇事由模式无法克服解雇体系内在的冲突与矛盾。未来的解雇事由模式应是概括式与列举式的结合,进一步弱化立法的刚性特质,适度增加灵活性,以实现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合理衔接。

预告解雇制度的解释论基础

我国劳动立法采纳了民法中的情势变更原则来建构预告解雇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最后手段原则"具有内在的共通性。预告解雇条件的法定化设计虽然体现了对劳动者更加严格的解雇保护,但削弱了司法控制的功能。解雇预告期在法律性质上应采纳"法定效力延长说"的理论,并在未来对解雇预告期期限进行灵活化的设计,如引入阶梯式预告期限。

惩戒解雇事由研究

《劳动合同法》第39条对惩戒解雇的规定在实际应用中出较多问题。理论上,如何合理界定归于雇员的原因,使用人单位的自由用工权与劳动者的劳动权达到平衡,是惩戒解雇事由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我国应从劳动法的视角建构起用人单位惩戒解雇的法律规则,并完善相关的权利救济制度,使用人单位的自由用工权与劳动者的劳动权达到平衡。

论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其保护路径

将非法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评价为盗窃罪的观点存在着局限性,其没有正确认识到虚拟财产的本质属性。在处理窃取虚拟财产的问题上,应当厘清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虚拟财产不具有财物的属性,故不能成为刑法上的财物,不属于财产类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虚拟财产本质上属于计算机信息数据的一种,将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评价为计算机类犯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形,进而选择保护的路径。此外,用户之间实施的窃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实质上体现的是债权关系,刑法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对于非(该)游戏用户窃取游戏用户虚拟财产的行为,刑法才有适用的空间。

被害人教义学理论的依据反思与功能批判

被害人教义学以被害人的应保护性和需保护性决定行为人的应罚性和需罚性为核心思想,其规范性依据是内含公民应先于国家保护自身法益理念的最后手段原则。合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论之下,被害人可能且可期待的自我保护是决定构成要件该当与否的单一标准。但是,公民自我保护义务从最后手段原则的提取失败表明其无力取代刑罚功能。赋予构成要件个别要素贯彻一般性原则的功能,是对合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的不恰当运用,导致设定不同构成要素的刑法规范的虚无。这种让司法擅自解除国家保护义务因而“修正法律”的解释准则侵害了立法者对法益保护必要性的优先判断权。将防范风险的任务分配给被害人,在扩张违法行为人自由空间的同时限缩了信赖法律之公民的行动自由。作为防止刑法膨胀化的手段,被害人教义学欠缺有效性,无法借此实现该目的。

网络智能时代的刑事立法观:理念回应与路径优化

网络智能时代的到来更新了社会样貌,并带来诸多风险,其中一些已影响到刑事立法观的抉择。在刑事立法观内部,出现了三种学说争议。其中,消极主义刑法观被视为是不宜采取的保守路线,积极主义刑法观因为过于激进也被摒弃,此时就凸显出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的优越性。实际上,智能时代出现的社会样貌还从根本上冲击着法益保护原则,尤其是法益内涵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在法益保护原则的检讨下,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基于此,以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为指导,形成了以内化为主的刑法解释路径和以扩充为辅的刑事立法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社会思潮传播载体探析

对社会思潮传播载体的规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这种指导主要通过制度对传播载体进行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传播载体的规范要坚持自我完善原则、党和政府的主导地位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和主导的多样性原则,通过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及道德和技术的手段对传播载体的活动原则、主体资格、从业人员、传播形式及信息使用者等进行规范。

功能视域下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的教义学重述

在功能视域下,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具备必要性与合理性,关键在于应明确社会治理机制中刑法的功能边界。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是界定刑法功能边界的基本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核心内涵在于刑法适用,亦即行为的刑事可罚性应当具备明确而确定的判断标准,在教义学层面即已发生的具体行为的不法与责任,由比例原则、法益保护原则与责任原则共同贯彻。在风险刑法与预防刑法理论语境下,以犯罪风险预防为正当性依据,相应教义学原则受到功能化解构,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也受到质疑。在将刑法视为社会治理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前提下,仍应坚持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原则。通过确立消极自由作为价值根基,将比例原则作为刑事政策的指导原则,明确法益保护原则的三重内在限缩标准,包括以保护宪法基本权利为法益内涵确定的价值标准、刑法以处罚法益侵害抽象危险为限、允许对抽象危险的反证,以及维持责任原则的消极防御面向,可以重新厘定刑法功能的教义学边界。

浅谈机械专业课的教学改革

通过教学开发过程的校企结合,达到提高教学内容的实用性、针对性和服务企业生产实践的目的。以受培训者易于掌握、教师易于传授、符合企业实际需要为原则,在教学内容的组合、编排上,打破学科界限,结合培训特点,对教材内容进行整合,使教学内容实现求新、求变、求异的特色。

Kasher对合作原则的修订:反叛还是拯救?

Kasher主张用理性原则取代合作原则,认为理性化原则比合作原则更具解释力。本文对比分析后发现,理性是会话理论的应有之义,这种取代不必要。二者的理性概念侧重不同,Kasher的修订注意到会话理论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合作背后的论证理性,但它却引发了语用研究对合作背后思想的挖掘,对合作原则是一种间接的拯救。

论中国的集体协商争议处理制度:基于德国相关法律原则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项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在化解劳资冲突、规范和调整劳动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律对于如何处理集体协商争议规定较为概括,主要设计了两条路径进行处理,即双方协商和政府协调。这一处理制度在现实中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未有效的构建争议处理中当事人自主约定和国家强制干预的关系,未规定政府协调和仲裁、诉讼的关系,未明确集体协商争议和集体争议行为的关系。德国在处理集体谈判争议时强调集体合同自治原则、国家中立原则、最后手段原则,这些原则对完善我国集体协商争议处理制度有较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