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艺才器思想论

才器思想肇始于汉魏之际,它是在以器为用、成用为德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文才出发讨论德,就必然要涉及这一论题。具体到文艺范畴的才器思想,其于主体素养强调器量、器识,关注文才的涵受居守之道;于创作则以文学艺术美学价值与现实功用的关系协调为归趋。从魏晋六朝至隋唐,相关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时期强调贵器用而兼文采;隋朝李谔代表政府发声,继承《诗大序》所宣扬的儒家文学思想本义,从文艺本位立论,强调崇本(质)抑末(华);唐代裴行俭则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先器识而后文艺"说。后世才器思想的继承大致延续了以下两个维度:器识与文艺离、器识与文艺合。但无论离合,关注主体人格境界、文艺社会价值的立场是一致的。以器识为观照,王国维所批判的羔雁的文学、啜的文学,既是古代文艺创作的弊病,也是当代文艺的镜鉴。先器识后文艺的思想虽然不乏功利主义的偏见,但作为一种警示,也时时提醒文人不能沉醉于风花雪月的梦幻与辞事韵调的经营,要具有济世热肠与现实情怀。

论宋江的人才观

《水浒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人才学,也就是说,它描写了人才问题,人能尽其才和人不能尽其才的矛盾。宋朝廷不认识人才,更不能使人才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是洁浩人才奔上梁山的原因。明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盖自宋室不兢,冠屡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这里,他愤慨地指出人才安排得不合理,本末倒置。接着,他进一步说:“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

黎庶昌《上穆宗皇帝》第二书

廪贡生臣黎庶昌,谨稽首顿首,惶恐上言: 皇帝陛下: 臣顷者不自揆量,妄论时务,上渎圣颜,干犯忌讳。退而席稿私室,以待雷霆之威。逮奉诏书,陛下匪惟不加谴责、曲赐优容,并命谕臣条析其说。臣今者是竭忠尽愚,以报上之日也。

从器之语义解读《文心雕龙·程器》主旨

本文通过对“器”的时代语境分析,指出“器”可用于人物品评,并为正面词语,既可比喻人之器能(“器用”),又可直接喻人。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刘勰作《文心雕龙·程器》篇,从比喻人之器能的角度看,是为了表明理想人格需要贵“器用”而兼“文采”,鼓励文采之士培养“器用”;从喻人之义看,《程器》通过论“器”(“人”),在结构上和《原道》进行呼应,并将《文心雕龙》中的谱系完善为道—圣—文—器(人)。

卓越的企业家要善于为群体创造优化的环境(下)

——创造优化的智力环境所谓智力环境,即群体组织内所具有的影响激发劳动者创造力发挥的环境,它是产生人的智力动力和智力效应的条件。在生产以智慧、知识为基础的今天,善于经营的领导者,贵在使每一个岗位上的职工都能成为有效的人才。人才的有效性,一方面在于不断用新的智慧和知识进行素质强化,另一方面必须使智慧和知识变为成果的创造力。由此要求现代企业家和决策者必须长于创造一个特别能激发全员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良好环境,以使组织具有走向未来的实力。这个环境主要是:

《水浒传》与社会人才学

《水浒传》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综合反映,其文化哲学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其社会文化学的价值也是十分显著的。我们应该对其展开多向度多方法的研究。本文则取社会人才学的角度,试图从《水浒传》之本事、创作、内容、影响与人才问题以及《水浒传》的人才观诸方面进行一番初步的考察,以说明《水浒传》在社会人才学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也为求教于学界大家与读者诸君。

“器”之断想

想起与'器'有关的几个成语。一、怀才抱器有的书上也写作'怀材抱器',意思是既有好的思想品质,又有工作的才干和能力,换成今天的话就是德才兼备、又红又专。这个成语出自唐代赵璘的《因话录》:'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实际上说的是皇帝用人的标准,这样,天下的读书人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当然,对'才'和'器'的解释,古今是有差别的。古代的'才''器'主要聚焦于治国理政及对朝廷的忠诚方面;今天的'才'与'器'内涵与外延要广大得多,概括来说,就是立身处世的能力本事和服务国家社会的精神。现在有些人对'才''器'的理解有些跑偏:不问'才'之高低,只求多拿钞票;不问'器'之所指,只为一己炫耀。这是典型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