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艳记》看晚明才子佳人戏曲的基本走向

才子佳人戏曲的发展模式在晚明实现了某些突破,《四艳记》就是通过“传诗递简”、“幽期密约”的缩减与在“好事多磨”过程的增强来率先完成的,并成为一时创作的典范文本。而它的问世也深深地打上了当时文化思潮、社会风尚的烙印。

“才子佳人”小说戏曲叙事模式的演变历程——以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至明(题红记)戏曲的嬗变个案为例

“才子佳人”属中国文学史的重大题材。从唐到明小说戏曲的嬗变主要有:男女主人公相貌、身份、行为的日益明显“才子佳人”遇合特征;正反面次要人物的逐渐增加及其“促成”、“拨乱”作用的加强;赞叹“奇情”创作观念的累积;由单线向“才子佳人”式的双线结构转变;作品结局悲喜色调的转换等。以第一个个案视角,清晰地描述出“才子佳人化”叙事模式的多文体世代演进型历程。

山水百家言(九) 大观园 美人繁花的乐土

萧驰博士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专注于魏晋思想与中国诗学、中国古典诗学与思想史、中国诗学与佛教以及明清文人文化与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的研究。已发表多部中英文专著,包括:《佛法与诗境》(北京:中华书局,2005)、《中国抒情传统》(台北:允辰文化事业股份公司,1999)、《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本文选自他的英文版著作《中国园林作为诗意的归所:石头记通考》(密西根州立大学,2001)第六章"大观园——美人繁花的乐土"。尽管《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虚构的,但它依然是世界园林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为人们展示了明清园林构筑规划的详情,更为重要的是传达了园林中日常起居的生活信息。在今天关于中国园林价值的大讨论中,我们已经对文人园的视觉、空间和建筑特色有了很多研究,但对传统中国园林的生活、日用和功能性价值的研究做得还远远不够。中国文人们在园林里除了休闲活动以外到底还做些什么?山石、花木、流水、亭台是不是就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全部?丰富的中国艺术和文学史料已经促使许多在西方的艺术史学家和汉学家们对中国花园景观文化进行更为全面的审思。略举两例:士大夫们的"园记"中关于园林别业的描写常常涉及到乡村景色和农业生产,以山水见长的文人画(比如明代文徵明的31景《拙政园图》)描画了许多现存苏州园林中见不到的丰富的自然景象。这些不仅令人想到山水观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同时更强调了园林不仅仅是设计和园艺,而且与历史上一人一地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的演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是江南文人园林的兴盛期。萧博士对大观园的研究将花园的兴衰放到皇朝末年危机四伏的士大夫文化的大背境下,通过对大观园与另外两种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园林类型——女性化的才子佳人园和男性化的高人逸士园——的比较,作者指出大观园既是二者的综合,在价值论上又是对二者的超越。最后,文章向读者进一步提出:"美人繁花的大观园是如何成为男性诗人遁隐园的象征呢?在这种性别转换的表象之下的文化架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