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打拐行动中的警务合成作战指挥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公安机关对该类犯罪始终实施高压态势的打击。新时代拐卖人口犯罪具有低发、隐蔽,利益链、技术链、方法链复杂等基本特征,常规方法难以从源头上杜绝,警务合成作战模式应用于打拐行动中,拓展了情报数据库,提供了丰富的指挥信息,健全了指挥机制,提升了打击合力,打通了部门壁垒,实现精准指挥处置,加强了快反能力,增强指挥执行效果,为高效打拐,维护人民利益,构建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供了有益尝试。

微博打拐虚拟社会动员的要素与过程分析

拐卖犯罪是我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近些年来仍然呈现居高不下的态势,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理方法。彭文乐事件和随手拍照解救儿童行动的事件,让社会见证了微博社会行动的奇迹和力量,微博打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证明了微博打拐是一种有效地解决拐卖犯罪的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过程分析揭示微博打拐虚拟社会动员的影响因素,探究微博打拐行动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

微博打拐与我国儿童保护机制反思

微博打拐在兴起之初实际上就已经"异化"为微博打乞,"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倡议缺乏对儿童权利的应有尊重。对于强迫型和牟利型儿童乞讨现象,当然应当严厉禁止,包括对情节极为恶劣者适用死刑、剥夺监护权等方式,但是对于自救型乞讨,显然难以也不应当采取严禁的立场。如果不对滞后的儿童保护机制进行变革,儿童群体性受害的恶性循环就难以避免。有效的儿童保护机制是社会转型的稳压器,〔1〕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不仅仅是儿童保护的需要,也是平稳完成社会转型,维系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需要,期待微博打拐能够成为我国儿童保护机制变革的契机。

对严刑打拐的理性反思与隐忧表达

"贩卖儿童处死刑"其中折射出的是民粹主义、刑法万能与严刑峻罚,而这正是妨害法治建设的意识形态层面的症结所在。刑法决非规制拐卖犯罪的万灵药,更需觅求其他解决问题之道,改进收养制度更是势在必行。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我国打击拐卖犯罪一味强调重刑化并不利于犯罪预防与法治国的人权保障。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民众敬法、畏法的规范意识以及于己于人的权利意识亟待培养。

严刑打拐的理性反思——以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相关条款之修改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关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免责条款,限缩了收买者的回头之路。严刑打拐是坚持"立法因果论"的结果,体现了立法者过度迷信刑法威慑论的立法思维。然而,就刑罚一般预防目标的实现而言,单纯加大处罚力度不如增加处罚的几率。刑法的双罚制模式是阻碍妇女儿童被成功解救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收买者作免责处理并不违反刑法罪责主义原则。

“网络打拐”的法律困境、界限及其优化

拍摄乞讨儿童照片并在网络上曝光、传播,引发了一场以网络为平台打击拐卖儿童乞讨的行动。这项公益活动的产生有其必然因素,由于其突破了现有法律规制,出现了在相关问题上的法律困境,这种困境的出现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加以限制也成为必然,对这种法律困境的讨论和必要的法律限制已然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不仅是对相关权利人权利的保障,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准备。

微博“打拐”热背后的冷思考——流乞儿童权利保障的制度建构

2011年春节期间的微博"打拐"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与参与,这一公共事件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是流乞儿童权益保障问题。由于现有法律不完善、家庭和社会对儿童监护不到位以及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导致流乞儿童权利保护普遍缺失。为改变这一现状,应该秉持以儿童为本的保护理念,完善现有法律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流乞儿童管理制度和遣返制度。

从“微博打拐”看我国流乞儿童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网络盛传的"随手拍照解救行乞儿童"行为是对流乞儿童隐私权的侵害。强调对流乞儿童隐私权的保护,是人权的基本要求,更是基于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考虑。为了更好地保护流乞儿童权利,应该秉持以儿童为本的理念,确立儿童优先的宪法原则,在民事立法上明确对儿童隐私的保护,在司法实践中采用直接保护的方式,同时应加强对隐私权保护的宣传教育。

对“微博打拐”的再思考

发生于2011年春节期间的“微博打拐”事件所形成的公共治理架构，不仅展示了新兴媒体的威力，也展现了公民聚合起来的巨大能量。通过对此活动进行分析，找出其利弊点，以此获得一些启示。

由“微博打拐”看经典传播学理论适用性

微博在社会公众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已毋庸置疑,2011年春节期间在微博平台上演的"打拐潮",再一次证明了微博影响力之大。在"微博打拐"语境中,随着传播介质和方式的改变,一些传统传播学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推理行动理论和媒介麻醉论等,均可予以重新审视。

利用网络预防打击犯罪探讨——以网络打拐为例

民间发起、参与、推动的"网络打拐"效果是好的。网络打拐形成网上QQ群、微博群、线下形成的志愿者群以及大量的自发活动者,政府应承认其合法地位,给予扶持鼓励。政府可以考虑主导建立线上和线下协调联席机构,资源共享,情报互通,分工协作,建立多层次、多重目标的协调行动机构,撒下预防打击拐卖犯罪的天罗地网。

从微博“打拐”事件初探“微博”现象

2011年春节,微博"打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关键词之一,在微博客上再次激起滔滔民意。这是全民上下的一次通力合作,是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微博客独有特性与强大影响力的再次展现。本文拟通过分析微博"打拐"事件,从中得出微博客的社会影响力,由"小微博"窥探"大社会"。

DNA“打拐”数据库应用研究

为打击当前猖獗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基于现代生物技术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DNA数据库打拐模式应运而生。DNA打拐数据库的应用颠覆了传统打拐模式,但也出现立法规范缺失,数据库应用与公民隐私权冲突,及司法资源有限等问题。因此,应对DNA信息的采集范围、方式,存储、保密制度及救济手段进行立法规制,并以国家财政支持的方式平衡各地公安机关的建库能力,从而保障DNA打拐数据库顺畅运行。

浅析微博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微博打拐”为例分析

微博作为一种以发现和分享为基本特征、极具互动性的网络传播手段,大大增强了普通民众的话语力量,加速了社会话语权的分流倾向。本文以2011年春节的热点事件"微博打拐"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剖析微博的特性,以思考其对于公民意识和公共领域的影响。

微博——“长尾集合器”——以“微博打拐”为例

春节期间,微博世界一场轰轰烈烈的"微博打拐"得到了广大网民的支持回应,在短短的几天就成功解救了数名被拐儿童,推进了我国关于解救乞讨儿童,被拐儿童方案的讨论。对此次"微博打拐"活动的深入了解研究,展现了网络世界每一个渺小的"草根"聚合成的伟大力量。微博,也正在扮演着一个"集合器"的角色,即把传统媒体时代易被忽视"长尾"聚合的"集合器"。

对“网络打拐”的探讨

由民间发起、参与、推动的"网络打拐"行动,主流是健康积极的,效果是好的。政府应给予充分支持,切实保护和发挥网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实现民间打拐与官方打拐的有效对接,增强官民互动,以规范和推动"网络打拐"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

司法社会工作在打拐系统中的缺位与补足——以柔性社会治理为视域

打拐工作集专业性、社会性二重特征于一身。目前我国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打拐司法体系遵循刑法主导的思维模式,具有“解而不治”的特点,在事前、事中、事后专业司法社会工作都缺位,导致未成年受害人及其家庭极易陷入各种混乱,引发社会不安定事件。应当以立法建构起完整的制度框架,将专业司法社会工作置于打拐工作的必要环节,形成强制干预制度,确保司法社会工作参与其中,实现对未成年人保护成效最大化。

从“微博打拐”看未成年人诉讼代表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有不少得不到应有监护的未成年人,时常成为犯罪分子作案工具,其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侵害。而我国却没有一整套严格的未成年人诉讼代表制度,导致未成年人的合法受监护等权益得不到及时保障。这些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已不再是单独的家庭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文章从我国未成年人诉讼代表制度现状出发,对比外国相关制度,结合我国实际,对如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诉讼代表制度提出观点和建议。

打拐行动下妇女权益保障的困境与破局——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案为例

中国现行法律对妇女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和婚姻继承权等权益均有相关法条保障,但当前妇女的权益保障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拐卖和收买妇女等行为使妇女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和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在此背景下,结合国家深入推进打拐工作的各项举措,从实行买卖同罪、创新侦查模式和完善打拐行动后续联动机制等3个方面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措施。

新浪微博热门话题的符号学分析——以微博打拐事件为例

微博是近几年来热门的新媒体,本文简单分析了微博的发展状况及特点并选取了一个社会影响力比较大的微博热门话题微博打拐为例进行符号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