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文学:托多洛夫的对话主义转向

托多洛夫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两本与巴赫金有关的著作——《米哈伊尔·巴赫金:对话原则》和《批评的批评——论教育小说》,标志着他从结构主义向对话主义的学术转向。在此,对话主义是在"理论"的意义上取代结构主义的。超语言学中突显出了对话原则,而对话批评则是托多洛夫在恢复了对主体的高度重视、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发现之后的批评姿态。20世纪80年代之后,托多洛夫将学术重心转向人类学和思想史,并在文学研究中放弃了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先生”与奇想文学——重读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奇想:一个文学样式的结构研究》

在20世纪的西方文论史上,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因其突出的贡献一度被理论界誉为"结构主义先生",其于1968年出版的《奇想——一个文学样式的结构研究》便是其早期立足结构主义诗学思想撰写的最为经典的名作。然而,新世纪伊始,托多洛夫对自己曾经积极参与其中的结构主义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反思。本文通过重读托多洛夫的这一早期经典之作,一方面全面梳理其对于奇想文学文类特征的描述,另一方面全面澄清托多洛夫研究奇想文学的目的。上世纪60年代末,托多洛夫通过否定和批判奇想文学努力确立其结构主义文学观念,但他在努力建构其理想中的结构主义诗学过程中突出地暴露出了自身的种种矛盾,《奇想——一个文学样式的结构研究》充分地呈现了托多洛夫就对包括文学意义等无解问题的早期自觉,重读此部经典,我们就会发现,托多洛夫对于结构主义的反思由来已久。

托多洛夫的结构主义时期为何如此漫长

托多洛夫与克里斯蒂娃具有极为相似的学术历程,但结果迥异:克里斯蒂娃刚到法国就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向,而略早两年到巴黎的托多洛夫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开始告别结构主义,实现学术转向。这一迟到的转向与托多洛夫个人的人生经历和身份认同有密切的关系。巴赫金思想在托多洛夫的学术转向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托多洛夫的转向是从"文学之内"向"文学之外"的转向,是从结构主义向对话主义的转向。

文学他化疏——兼析托多洛夫“文学危殆”说

托多洛夫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理论的先驱者。今天,他又提倡回到起点,意思是重新拾起传统美学教育的构想。与时代保持距离,托多洛夫也没有能避免面临文学本质和他化的问题。将解构发展到极致不能解决解构本身的荒谬。我们试图用中国的辟思概念来作为连接点,探讨一系列文学内所包含的成对定义。中国的古老思维是否能帮助文学摆脱其危机呢?

结构主义视野中的体裁历史诗学:托多洛夫与巴赫金的诗学对话

托多洛夫与巴赫金之间的诗学对话是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非常有意味的学术事件。托多洛夫身兼斯拉夫和法国两种学术传统,率先向法国学界介绍的是俄国形式主义,并成为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中坚。托多洛夫与巴赫金对于"诗学"的理解从大的背景上共享了欧洲自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又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差异。这使得处于结构主义诗学时期的托多洛夫在接受巴赫金的复调、狂欢、多联性等理论时,一直努力坚守结构主义自我设定的学术边界,并对巴赫金的历史体裁诗学理论有所保留。

托多洛夫新著《希望与回忆》

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是20世纪60、70年代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他对《十日谈》叙事结构的语法分析曾被大家当作经典之谈。在其新作《希望与回忆》(Hope and Memory: Reflection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托多洛夫对20世纪的两种极权主义形式——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进行了研究,认为是极权主义和民主制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20世纪的真正历史。英国著名左派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英刊《新政治家》2004年1月份出版的第26期上发表书评文章,对托多洛夫的新书进行了批评,认为托多洛夫忽视了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伊格尔顿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可以成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就体现了民主与独裁之间的联系。

托多洛夫对话批评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意义探析

茨维坦·托多洛夫从结构主义的拥趸转向对话批评,与其文学观念的革新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面对生活和探索真理是批评的宗旨。对话批评的实践策略在于构建具有复调性、平等性、互动有效性和延续性的批评模式。“对话批评”在批评观念上超越了怀疑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一对立关系,进而构建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范式。“对话”式的文化心态的建立,有利于避免在面对异质文化时陷入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陷阱。

从《宠儿》管窥托多洛夫的叙事语法研究

《宠儿》是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重要代表作,该作品深度剖析了残酷奴隶制下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摧残的黑人奴隶的痛苦。尽管对《宠儿》的研究分析不计其数,就叙事结构层面主要涉及身体叙事、空间叙事以及陌生化叙事视角,但从结构主义大师托多洛夫的叙事句法结构分析该小说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托多洛夫“文学濒危”说述评

茨维坦·托多洛夫曾是激进的现代主义文论家。2007年发表了《濒危的文学》一书,对法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理论低评甚至恶评,呼吁回到古典主义文学道路。其理论立场的进退,说明他对急剧变化中的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文艺现象缺乏一个全面而透彻的把握。从20世纪中叶以来,法国文学则进入了文学与非文学凸显的时代,他化与化他交互运动,文学与非文学一身二任。文学他化,是文学来龙去脉的他性特征;文学化他,是文学钟灵毓秀的自性表达。解析托多洛夫学术思想的矛盾状况,有助于学界对法国现当代文学的圆观宏照,或可激励文学理论工作者与时俱进的创新。

与作家共读——托多洛夫访谈录

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是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他1939年生于保加利亚的索菲亚,1963年移居法国.他在巴黎大学获博士学位,1968年起进入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后任研究员.托多洛夫曾在欧美多所大学讲学,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符号学研究>(1966年)、<什么是结构主义>(1968年)、<〈十日谈〉语法>(1969年)、<批评之批评>(1984年)等.托多洛夫的著作和理论见解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流行起了推动作用.最近,托多洛夫接受了法国<今日法语>杂志社的采访,下面是他们的访谈录.采访和整理者为维奥莱纳·乌达尔-梅洛特和让·韦利埃.

故事形态学与电影文本分析结合的价值与困难:形式主义与普洛普叙事学的电影应用

在托多洛夫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主流结构主义叙事学遭遇危机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盛行于俄国文学批评界的形式主义方法被重新挖掘而出。[1]其中,民间文学研究者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洛普与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逊等名字被重新提出,这些被组织在结构主义理论阵营中的研究者比托多洛夫的理论早了40余年。普洛普的叙事理论研究从对民间故事叙事模式的把握出发,以全局性的眼光和具体的民间故事为分析文本,发掘出超越具体民间故事文本的基本结构,并力图将其应用到一切广义上的叙事作品中。

从叙事语法角度对比夏姬与海伦形象的美学内涵

《左传》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端,对于中国叙事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荷马史诗》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题材处理和构思方面的卓越表现。叙事语法是托多洛夫叙事学理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指存在于所有叙事作品之中的共同的抽象的语法规则。

如何记住我们的青春期——夏商笔下的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或许不是一个十分严格的术语,它主要指向一种题材含义,但显然也涉及主题。法国当代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的一本重要批评理论著作的副标题取做“教育小说”,中文版的译者对此作了疏解:“‘教育小说’源于德语‘Bildungsroman’一词,又译‘成长小说’。它对谙熟德语小说传统的读者并不陌生,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以及凯勒的《绿衣亨利》便是教育小说的典范之作。教育小说一般叙述一个人的发展及成长过程,具有某种教寓和惩戒性质。”

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叙事解读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因严密的叙事结构和典型的人物而著称,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社会讽刺小说。用托多洛夫叙事理论来解读这部作品,从另一侧面展现菲尔丁的小说创作的魅力和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