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托陈取消派

本文所评论的,是陈独秀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到一九三二年十月被捕之前这段历史。这一时期的陈独秀,历来有托陈取消派、叛徒、反革命之称。我认为,托陈取消派之说名符其实;叛徒,只能从叛离马列主义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同于张国焘那样的叛徒;反革命之说则实难成立。陈独秀是怎样走向取消主义的?又是怎样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而成为托陈派的?党是怎样同托陈派进行斗争的?对这些问题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从中得出教训。

托陈取消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观点

中国的托陈取消派是托洛茨基主义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复杂形势下的合流。中国托派所宣扬的取消主义,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观点的翻版。一九二八年八月和十月,托洛茨基先后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以及这一时期他给中国托派的若干书信,特别是一九三○年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等文。

打着“左翼反对派”旗号的极右派——十年内战时期的托陈取消派简析

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左”倾和右倾是有着确定的特征的。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行动上冒进,这是“左”。“左”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反映。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企图开倒车,这是右。右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表现。我们党。

实录浮沉 公正评说─—读《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

实录浮沉公正评说─—读《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沈跃春近读朱洪同志撰写的《从领袖到平民─—陈独秀沉浮录》（以下简称《沉浮录》），窃以为这是同类体裁作品中较好的一部。《沉浮录》共３２万字，１９９４年８月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萧克将军为该书题写了书...

重新审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本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是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除一些“现代史”著作有所论及外,几年前出版过这个专题的资料选集,并陆续有关于这一专题的论文发表。这说明史学界对这一课题是重视的。但在有关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分析和评价中,似存在着不够全面和精当之处,本文就此发表一点看法,供史学界研究。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福建事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论战,是三十年代初期由现实政治斗争直接引发的一场思想理论大论战,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场论战同国共之间斗争以及同中共与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关系,有人已作专文评述。但是,有一个问题以往多被忽略,这就是,通过这场思想论战。

李立三主编的《布尔什维克》

1928年11月1日,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2卷经过一段时间停刊后重新出版,李立三亲自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主编该刊。从1928年11月到1930年6月期间,他亲自动笔撰写了近十篇政治文章在该刊发表,还登载了他为党中央起草的许多重要通告、决议和指示。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他积极宣传和贯彻六大决议的精神,对六大以后近两年时间内全党工作的蓬勃开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论海外流亡时期的郭沫若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怀着非常痛苦的心情离开祖国去日本。他说自己是“顶着一个三万元的赏格的脑袋子到日本去亡命。”(《天地玄黄·拙劣的犯罪》)又说:“我真是个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的祖国,潸潸然流下了眼泪。”(《海涛集·跨着东海》)郭沫若到日本后,飘流日本,举目无亲,但日本人民对郭沫若是友好的。郭沫若得到斋藤等日本朋友的帮助,几经周折,终于在离东京不远的千叶县市川须和田定居下来。然而。

学术界正确评价陈独秀的艰难历程

1927年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维护当时党的团结、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些决议以及胡乔木1951年根据这些决议所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党的一切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