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押人质 国法不容——商贸活动中人质案透视

近年来,扣押人质、非法绑架的"人质型"拘禁案在商贸活动中屡有发生。仅杭州检察机关近三年就受理了此类案件约500余件;解救人质350余人。这种犯罪活动来势甚猛,对社会危害极大。货款,还还是不还"呜"!一声汽笛长鸣,开往长沙的列车缓缓离开杭州站。靠窗座位上,坐着心事重重的刘、鲁夫妻,他们是第三次去湖南陶某处催讨4800余元货款的。两年前,湖南的陶某来杭进货,经刘、鲁俩夫妻介绍,认识了刘的亲戚,刘的亲戚是杭州一家丝织厂的供销员。陶某购买丝绸被面、窗帘布等物,尚欠其4800余元,由鲁作经济担保,签订了还款协议。后鲁某随陶某去湖南取款,但陶无钱支付。此后,鲁又去过湖南催讨,但千里迢迢还是没结果。刘在亲戚这边也无法交代。这次刘只好亲自随夫一起去湖南再度催讨货款。隆隆的列车声。

偶然扣押所获另案证据程序规制研究

偶然扣押所得另案证据具有获取被动性和偶然性、合法性证明滞后性以及证明对象“随机性”等特点,会在刑事程序、刑事证据以及诉讼主体权利(力)等方面对传统扣押程序产生影响。对于另案证据的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重打击犯罪、轻公民个人保障,不规范获取另案证据,证据质证权得不到保障等问题。究其根本,在于现行制度对另案扣押合法性、偶然扣押的程序要求以及证据质证权保障等规范不足。由此,在参酌域外制度基础上,应在证据获取渠道、证据合法性证明等方面明晰另案证据合法性,从被害人及检察机关视角强化对偶然扣押的监督制约力度,并以完善另案证据在另案中的适用机制、明确侦查人员的法庭身份、细化法官审查标准等方式强化另案证据质证的保障机制。

论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的取证范围限定

电子数据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搜查、扣押的适用逻辑,先搜查后扣押的行为顺序已经无法有效应对电子数据的取证活动。为了保障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当前我国相关电子数据取证规范均规定“能够扣押电子数据原始储存介质的,原则上应对其进行扣押”。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往往将其理解为“能够扣押储存介质的,原则上应扣押电子数据的储存介质”。这就导致原本是针对电子数据完整性和真实性的规范要求反成为了授权侦查人员实施“概括性扣押”的依据。先概括性扣押再全面搜查成为电子数据取证的实践常态。虽然概括性取证能够有效应对电子数据对侦查实践提出的诸多挑战,但不受任意搜查、扣押是公民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基本权利。概括性取证的出现难免会引发电子数据取证方式与搜查、扣押对象特定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比较法上,日本和美国刑事诉讼根据其对搜查、扣押概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限制概括性扣押和限制概括性搜查这两种改革方案。前者坚持物理标准对电子数据取证的限制作用,主张应限制侦查人员在物理空间内的扣押行为。这样既可以保障数据持有人的财产权,也维持了搜查、扣押应是公开侦查措施的基本定位。后者重视事前令状审查对侦查措施的授权和规制功能。只要侦查行为符合搜查、扣押的标准,就可以通过中立法官签发搜查、扣押令状来赋予其正当性,与其行为针对的是有体物还是无体物并无直接关系。限制概括性搜查既能够保障数据持有人的隐私权不受过度侵犯,也可以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的制裁后果来威慑违法侦查行为。如何限定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的范围是我国侦查程序法治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在规范层面上,目前电子数据取证的程序规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我国当前需明确电子数据搜查、扣押与传统搜查、扣押的关系,构建以限制概括性扣押为重点的电子数据取证程序。具体应区分载体相关性和电子数据相关性,明确电子数据调取中侦查对象的协助义务,重点保障数据持有人的在场权或事后知情权。

日俄战争期间中立港扣押俄国军舰的过程及其影响

日俄战争期间,由于军港特殊的地缘环境、海军作战指挥体系混乱以及海军官兵备战训练不足,俄国在海战中接连失利。黄海海战和对马海战的失败,导致俄国参战军舰除被击沉和俘获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军舰被迫前往中立港口寻求庇护。这些军舰依照《海牙公约》被解除武装,扣押在中立港口。从开战初期、黄海海战、旅顺投降到对马海战,中国、德国、法国、美国以及荷兰相继扣押俄国军舰,俄国海军作战舰艇数量大幅减少。这种非战斗性减员对日俄海军实力对比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加速了俄国战败的进程。

《海诉法》船舶扣押面临的新问题及修订建议

船舶扣押是海事请求保全行之有效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船舶扣押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的法律颁布、担保形式变化,以及“活扣押”、光船租赁和融资租赁等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使得原有的法律法规已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需要进行相应修订,使之与相关法律规定相协调。此外,还需要构建船舶“活扣押”法律体系,完善光船租赁相关规定以保障船舶所有人权益,解决融资租赁船舶扣押相关问题,以使我国扣船规则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扣船法治的正规化。

扣押程序:公开与透明

刑事侦查程序中的扣押,是指侦查机关依法强制收取和扣留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文件的诉讼活动.

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程序的立法构建

基于电子数据的特殊性,电子数据搜查扣押多采用"二阶段搜索模式"进行,首先搜查扣押电子数据存储介质,然后在存储介质内搜索电子数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电子数据可以作为搜查扣押的对象,实践中多以勘验、检查、鉴定等方式来收集电子数据。从权利侵害的角度,于存储介质内收集电子数据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公民的隐私权和财产权,成立实质意义上的搜查。有必要从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的对象、范围、程序的启动、搜查的程序和方式、违法搜查扣押的救济等方面构建我国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程序,规范电子数据搜查扣押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新《刑事诉讼法》查封、扣押侦查措施的修改及其规范解读

查封、扣押物证、书证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侦查措施,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其进行了较大修改。解读立法条文可以发现,新刑诉法将查封、扣押措施的适用延展到整个刑事侦查活动中,增加"查封"手段,将其与扣押并列,表明两种侦查措施存在区别。新法同时将查封、扣押对象范围由"物品、文件"修改为"财物、文件",其中物品和财物的区别在解释和适用上必须认真对待。查封、扣押物证、书证的新修改内容需要通过合理解释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运用,以完成惩罚犯罪和保障财产权的双重任务。

电子数据搜查扣押难点问题研究

电子数据搜查扣押工作是网络犯罪侦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存在的难点主要是搜查扣押程序不健全、技术问题存在障碍、技术协助定性不明确和侦查人员技能培训不到位等。欲有效破解这些难题,需在制度层面细化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的程序,完善技术协助制度建设;在技术层面为侦查人员提供多个搜查扣押解决方案,培养有力高效的侦查人员队伍,以应对互联网环境下错综复杂的电子数据搜查扣押工作。

论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兼论《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

在环境污染备受关注、环境法修改完善、环境执法加强的背景下,同案不同罚的情况却屡有发生。因《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未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衔接,导致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缺乏统一标准,法律责任不明。无论从理论上分析其合理性,还是总结执法经验,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应当与阻碍执法、隐藏、转移、变卖或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封的财物行为的处罚相当。可以先通过行政解释,由公安部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的妨害行政执法活动行为作出细化解释,或直接由环境保护部与公安部联合修改规范性文件对该行为予以明确,以更好地指导环境执法实践。然《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与法律的衔接问题最终必须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进行解决。

论船舶扣押基本特征

船舶扣押作为一种海事保全措施与普通的财产保全有很大差异,必须由海事管辖权法院专门管辖;必须基于特定的海事请求,被扣船舶应与该海事请求存某种法定联系;扣押对象是符合特定要求的船舶;扣押方式有"死扣押"和"活扣押"。

两岸文物交流的司法扣押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以欧美相关立法为借鉴

司法扣押问题是目前困扰两岸文物交流的主要障碍,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司法扣押问题上的特殊性和立法的空白,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通过对国外相关立法的借鉴,两岸可以通过由海协会和海基会签署免司法扣押协议的方式,规定司法豁免的标的、范围和例外,并建立事先公示制度、司法协助制度等解决这一问题。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司法适用研究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仅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尊严,而且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社会影响甚烈,危害甚大。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准确解读刑法的有关规定,划清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保证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案件的正确定性处理。而判断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是否有犯罪的未遂形态,就必须明确该罪是否属于结果犯、行为犯或者危险犯。如果该罪属于上述三种形态之一,则其当然存在犯罪的未遂形态;反之,如果该罪不属于上述三种犯罪形态,则其犯罪未遂形态也就不可能存在。

船舶扣押的法律思考——兼评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有关规定

船舶扣押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定性不同 ,195 2年《统一有关扣押海运船舶的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在一定范围内规范了国际船舶扣押制度。立足于对有关国家和国际公约的考察 ,我国船舶扣押制度的价值取向是应以建立担保为目标 。

论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

电子证据是指以其储存的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程序等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纪录。随着网络犯罪的增多,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问题日益突出。而我国现行法律对此又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理论界的相关探讨也比较少。本文从讨论电子证据的法律性质入手,着重对电子证据搜查、扣押的对象和范围、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及协助义务、电子邮件的搜查、扣押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推动相关立法的完善,并能对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刑事扣押的司法控制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财物持有人与权利人分离的可能性,以及财物价值的利益引诱等缘由,刑事扣押在干预公民财产权利、破坏司法信度的风险上高于其他程序性措施,并且因为刑事扣押的复杂性,难以依靠确立扣押规则等单一手段控制这一风险。管控刑事扣押风险应当构建综合性司法控制体系,首先应以程序性目的为控制原点,其次应依比例原则合理确定扣押客体范围,选择强制力程度适当的扣押手段,再次,须注重刑事扣押决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之前的权力制衡,最后,考虑设立弥补扣押干预的救济体系,完善对刑事扣押的事后控制。

中国船舶扣押制度50年回眸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船舶扣押制度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相适应,先后经历了行政滞留船舶,以行政滞留为主、司法扣押辅佐,司法扣押主导,专门法院专门管辖和日趋走向成熟五个阶段。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融合大陆法系的担保保全与英美法系的对物诉讼这两种制度优势的扣船制度。但是,由于有关制度移植过程中发生的制度丢失,以及被移植法律与本土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冲突等原因,我国扣押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对扣船程序的性质及功能予以重新定位,肯定扣船程序的独立性;强化扣船程序的程序保障,允许对诉前扣船裁定提起紧急上诉;协调海事强制令、海事证据保全措施与扣船程序的关系,使前两者可以作为其辅助程序,服务于扣船程序;针对方便船旗流行的现状,完善我国的方便旗船舶扣押制度。

刑事搜查扣押与私有财产权利保障——美国博伊德案的启示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上,博伊德案是最重要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源头判例之一。博伊德案确立了以财产权为中心的第四修正案分析方法。在博伊德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第四修正案违法行为的实质"不在于破门而入,也不在于翻箱倒柜,而在于侵犯了个人对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以及私人财产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自博伊德案以后,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控方行为是否构成"搜查扣押",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对个人财产构成了"侵害"。对于中国来说,该判例关于财产利益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如果承认拟扣押的"证据"有可能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那么,即使扣押证据承载着追诉犯罪的公共利益,我们依然需要为个人私有财产不受不合理干预设定一个规则或底线。

船舶扣押对象的法律制度比较

船舶有广义、狭义之分。扣船制度项下的船舶包括当事船舶、姊妹船及联营船等三类。各国对此各自适用了一些特殊的扣押规则,两个扣船国际公约的规范作用也有限。我国主要借鉴99年《扣船公约》,确立了较广义的姊妹船扣押及较狭义的当事船舶扣押制度,但未确立联营船扣押制度,尚存若干不足。

论行政机关决定扣押财物的强制条件

《行政强制法》设定扣押财物这一行政强制措施,目的在于制止违法行为以及避免危害扩大等情形,然而何种条件下行政机关可以决定实施扣押财物这一执法措施,《行政强制法》并没有作出清晰规定。文章在分析决定扣押财物的理由及其规范性要件基础上,通过对典型执法领域中决定实施扣押的强制依据和具体规定的梳理,整理出在不同领域相关现行法的强制要件,并提出行政机关是否决定实施扣押的结果余地和裁量性判断条件,旨在回答怎样才能行使好行政强制权。